【今日朝阳网】不与东风辩

不与东风辩

文/高海涛

    我们用与世界的争辩制成修辞,我们用与自己的争辩制成了诗。
                                                      ——叶芝

　　去年夏天，我到武汉参加中国期刊学会的活动。年轻时曾在武汉当过兵，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本来是郑而重之的，甚至为此推脱了另一次更重要的活动，想借机看望下首长和战友，不期事与愿违，不仅战友一个没见到，连当年的军营也物是人非，无由可进了。好不容易去了趟黄鹤楼，但人家正在整体维修，里面虽可跻攀，外面却被脚手架罩着，见不到斯楼全貌。总之，我那次心情很郁闷，就像武汉八月的天气，出不来进不去的感觉。

　　期间，武汉市作协主席刘醒龙请我和几位朋友小聚，见我郁郁不乐，就建议我去黄冈看看，说那里有赤壁，还有林彪老家林家大湾，“去看看吧，离武汉很近的 ”，醒龙这样坚持，加之有诗人哨兵在旁怂恿，主动要全程陪同，我就同意了。

　　第二天哨兵开车接我，到车站乘高铁，好像半个多小时就到黄冈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作家，说先去看赤壁吧，就去了赤壁风景区。所谓赤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峭拔壮丽，就连那“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长江，由于改道，远看也只似一道涓涓流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国周郎赤壁”吗?答曰：当然是，有苏东坡的遗迹为证。

　　说起苏东坡与赤壁、与黄州(黄冈古称)的关系，黄冈人的骄傲就溢于言表。所谓看赤壁，其实就是看苏东坡，苏东坡纪念馆就在赤壁风景区内，而且几乎是那里唯一的建筑。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苏东坡毕生都住在黄州，毕生都和赤壁在一起，因为黄州，苏东坡似乎是黄色的，而因为赤壁，苏东坡又似乎是黄中泛红的。

　　据说苏东坡素喜黄色，早在他任徐州知府时，就曾主持在城东门上建黄楼一座，并有词曰：“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巧合的是，两三年后他就被贬黄州，让人们千古之下，不是面对一座黄楼，而是面对整个黄州为其浩叹了。

　　其实苏东坡只在黄州住了四年另两个月，那是北宋元丰年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个什么官呢?同行者有说是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有说还要低，是仅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的，总之他当时被贬已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其接二连三的流放生涯中，黄州不仅最早，时间也最长，职务似乎也最低。这从他的《后赤壁赋》中可以确证：东坡与客人流连于赤壁之下，有客人说他那天正好下网捕到了大鱼，但不知哪里能弄到酒。东坡就跑回家和妻子商量，“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显然，当时东坡手下是没有一兵一卒的，连回家取酒也要亲自跑来跑去。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东坡的洒脱闲适，妻子的贤良质朴，才真的可以让人发出浩叹。

　　而这位妻子，就是他后来在《江城子》中表达了刻骨铭心之思念的那位“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伴侣吗?待考。

　　总之，苏东坡在黄州，地位无疑是卑微的，生活无疑是拮据的，但心境却很难说是压抑的，不仅谈不上压抑，而且几乎称得上是豪气干云，达到了自由与创造的巅峰。纪念馆的馆长告诉我们，苏东坡在黄州，总共写下了753篇作品，平均起来是每两天1篇，每星期3.3篇。而且，那都是怎样的作品啊——文学上的“一词二赋”(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书法上的《寒食帖》，无一不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经典。

　　站在镌刻着苏东坡《赤壁怀古》手迹的石碑前，我感到一种被席卷的气势，多么雄厚的创造力，多么磅礴的想象力，“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说的不仅是长江，也是苏东坡对自己那段黄州岁月的最好描述吧。妻是老妻，却有“小乔初嫁”的恩爱;人是流徒，犹有“雄姿英发”的胜慨;“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强虏”究竟是何所指?或者说在诗人心中，到底是什么“灰飞烟灭”了呢?

　　也许是某种命运的不平感吧，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浮沉起落之间，该郁积下多少抱怨、牢骚、沮丧、叹息，一腔块垒，满腹忧伤，而所有这些，都随着那一挥而就的怀古幽情，灰飞烟灭了。

　　忽然有一个疑问。这首念奴娇词通篇只有一个历史人物，那就是周瑜，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这位姓周名瑜字公瑾的东吴统帅，虽文武全才，堪称“名将之花”，却气量狭小，最后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临终留下一句天问：“既生瑜，何生亮”，吐血而亡，年仅三十六岁。这样一个没有气量的人物，在三国当年云集赤壁的“一时多少豪杰”中，怎么就值得苏东坡如此推崇，不但遥想其生平事迹，而且大有同其怀抱，引为知己，奉为楷模之感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馆长告诉我们，《三国演义》毕竟是后来的演义，并非正史。正史上对周瑜的首要描述，恰恰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气量第一，才貌还算第二。用范成大的诗句说，即“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苏东坡显然依据的是正史，那还是大宋时代，野史虽有，演义未兴，除了内忧外患，一切都风清气正，就像当时的《清明上河图》。

　　在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看到一首杜牧的诗，题目也是《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中国的语言真是奇妙，“折戟沉沙”本是失败的隐喻，用来指林彪的结局，则意韵顿然丰富，林彪出逃时，坐的是三叉戟飞机，而飞机坠落的地方，又恰好是沙漠草原，即蒙古的温都尔汗，这样的语义巧合就仿佛，“折戟沉沙”这个词，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为林彪的失败预备好了似的。

　　但周瑜却绝非失败者，他在赤壁之战中指挥倜傥，决胜长江，且家有小乔，富贵温柔，可谓是“英雄儿女各千秋”，而在杜牧看来，这主要还是得力于东风，“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假如赤壁之战不是那场东风与人方便、施以援手的话，江山和美人恐怕早就陷于敌手了。总之那场东风很重要，它就是为助周瑜成就不世之功而来的，至于是怎么来的，是诸葛亮向上天借来的，还是上天主动赐予的，则存而不论。

　　因为这毕竟是一首诗，我们无法据此判定，杜牧是在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还是历史的偶然性，他是个历史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或者是如今正被奉为时尚的新历史主义者，我们只能说这首诗很美，“东风”既代表着偶然性的天气，也代表着必然性的天意，总之是虚实兼备，颇可玩味的。

　　但假如东风真的不与周郎便，那周郎会与东风辩吗?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东风在中国文化中，绝对是一个正能量的词汇，从古至今的诗词歌赋、文化典籍，无不以东风喻指善美之事，东风就是春风，就是好风，就是革命，就是进步，就是战无不胜，万紫千红。朱熹诗：“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钱珝诗：“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王令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皆属此意，不胜枚举。但文化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既与历史民生相关，也与地理气候相关，在西方文化中，特别在美国文化中，东风就未必如此温暖和正面了。

　　一种风的历史是可以考证的，一种风的文化也是可以比较的。比如我忘了曾经在哪里读到这样一句英文：A Boston man is the east wind made flesh，思忖半天，觉得这句话或可译为：“波斯顿人都是道成肉身的东风”，至于这东风是褒义还是贬义，波斯顿人是热切的还是冷傲的，则不可确知。

　　我倒怀疑美国文化中的东风是偏冷的，最明显的例证是美国19世记作家、批评家罗威尔(James Russel Lowell， 1819—1891)说过的话，非常富有哲理：There is no good arguing with the inevitable. The only argument awailable with an east wind is to put on your overcoat，意思是： ”如果事情无可避免，那就无可争辩。就像面对东风，你唯一可行的争辩就是穿上外衣”。之所以要穿上外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可见大洋彼岸的东风是偏冷的，几乎就是寒风的同义语。如果要把这句话说得更美一点，我想也可以译成：“不与东风辩，唯添衣是辩”。

　　不与东风辩，这是无奈，也是智慧，更是天启。小到季节更替、风生雨至，大到人生命运、生老病死，乃至于体制法典、是非成败，只要是无可避免，无法改变，那就不要去争执辩论，省些力气，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

　　我相信苏东坡深谙此理，而他所推崇的周瑜也许更谙此理。即使东风不与周郎便，周郎也不会与东风辩。

　　在从黄冈回武汉的列车上，我的心情显然好多了。是啊，你没见到战友和军营，但这和东坡被贬能比吗?和周瑜被气能比吗?哨兵见我无语，问我可有什么感慨，我随口说：“周郎不与东风辩”。哨兵说你记错了，应该是：“东风不与周郎便”，我说没错：“东风不与周郎便，周郎不与东风辩，这是哲学”。诗人哨兵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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