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经海寺”
文化信使/李小梅 编辑/雅贤
对经海寺的关注,缘于第一次去辽宁省朝阳县胜利乡湿地采风的时候,袁海胜老师在车上说起经海寺,说有一部罕见的大藏经,在经海寺保管着,平常人是难得一见的。对于少见庙宇楼阁的我来说,对经海寺有了一种敬畏的好奇与向往。
一行人到达寺院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但大家的兴致丝毫不减。
经海寺是一个小寺,除了一间老旧的正殿和已经建筑好的西侧殿,在没有其它的建筑了。
寺院正在修建的过程中,门口的两个石狮子已搬离了原位,放在了西侧的房檐头下。院里有十多个工人师傅正在干活,推砖的,和沙子的,站在脚手架上砌砖的,都有条不紊的忙碌着。院中的砖垛旁边堆放着各种颜色的琉璃瓦,让人想象到修建后的经海寺的模样。
香巴丹增住持接待了我们,他一身藏式红袍,也是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和日昇寺的洛桑丹增法师,花旦住持一样,来自青海塔尔寺。来到寺院后,默默地修补着寺院,守护着珍贵的经书。
正殿一间,已经老旧。西侧殿修建完毕,我们来到西侧殿,里面铺着红地毯,我们脱了鞋子小心翼翼的走进去。殿内西侧靠墙摆着一大排搁架,划分成一层层一个个的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里都摆放着一个黄色的布包。整排搁架都用钢筋栏杆遮挡着。直觉告诉我们,黄布包里就是镇寺之宝——中华大藏经了。我把手伸进钢筋栏杆,触摸着黄布包,想象经书到底是什么模样,竟有一种历史的音律顺我的指尖袭上身来,一股穿越历史时空的感觉油然而生,让我的浑身酥酥的感觉,有些激动。
香巴丹增住持告诉我们,这部《中华大藏经》来自清宫,佛经由汉、藏、蒙和满四种文字印制而成。同样版本的佛经现在中国只有两套,一套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套就在这里。这部经书原有108卷,但由于寺庙年久失修,有部分经文遭到虫蛀,少了八部,后来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将经卷补齐。
如此珍贵的经书是怎么流落到经海寺的呢?相传,清康熙年间,经海寺所在的小村子里出了一位姓陈的御医,因为医术高超,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喜爱。当这位陈御医告老还乡时,康熙皇帝特赐其御制《中华大藏经》一部,以彰其功德。老御医带着这些珍宝回到家乡,投下钱力,亲手修建了这座经海寺,忠心供奉着《中华大藏经》,经海寺也就和经书一起流传至今。
胜利乡助理孙钟青介绍说,这一百零八部经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险些被烧,当时已经集中到一起,准备烧毁,一位叫张才的大爷站出来说:烧了可惜,我会做鞭炮,不如做完鞭炮给大伙分了。这样张才大爷就把这一百零八部经卷用车拉回家。过了些天,红卫兵去张才家取鞭炮。张才对他们说,这纸张太脆做不了鞭炮,还是我把它们烧了吧。红卫兵走后,张才大爷就把这些经卷保存起来。
这些黄布包着的经卷,它的真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请香巴丹增给我们讲解,香巴丹增说:这些佛经都印在长约90厘米,宽约30厘米的羊皮纸上,雕版,印文为红色,文字为藏文,只有《目录》汉文版的,里面还记录着经书及历史一些相关记载,装帧十分精美。里面还有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颜色鲜丽。据了解,藏文佛经在装帧形式上不同于汉人的经本,而是以经页、经版、经衣组成,称为“梵夹装”。其中的经版为木制,置于经页的上下,对经页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宫官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且大多出自藏族和蒙古族宗教画家手笔。该版藏经曾流传到日本和欧洲。
据记载,大藏经是佛教典籍丛书总称,内容包括经、律、论。现存的大藏经,按着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个系统。经海寺中保存的《中华大藏经》就是诸多版本中的一种,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走出西侧殿门口,穿上鞋子,回身望着搁架上静静摆放的黄布包,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场景:康熙皇帝赐给陈御医经书,陈御医在家乡率众子民建筑经海寺,文化大革命张才大爷舍命保经书,香巴丹增住持修补寺院看管经书。一部《中华大藏经》历经多少代的风雨磨难,世事更迭,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躺在搁架上,让后人瞻仰和膜拜。
告别了香巴丹增住持,一行人回到车上,大家仍心绪难平。
俗话说,庙小神仙大。小小的经海寺,因为《中华大藏经》的存在,就显得弥足珍贵和非同寻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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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梅,1970年出生,汉族。辽宁建平人,大专学历。朝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建平县小说学会副秘书长。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2013年入辽宁文学院儿童文学创作研讨培训班学习。201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瓜田李下》。在《今日朝阳网》网络媒体发表过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