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一)
文化信使/沈德红 编辑/雅贤
上初中的时侯,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老师经常在班上表扬我。一次,老师在班上念完我写的散文《春》后,就走到我面前说:“你以后就叫小茅盾吧。”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知道老师的意思,我和茅盾先生的名子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个女孩子,叫红绿的红,茅盾先生是三点水的鸿。我偷偷地把“红”改成了“鸿”。记得老师看到后,意味深长地对我笑了笑。我越来越爱写,作文本在同学们手里传来传去的。每次作文比赛,别的班老师会说:“努力把八年三班的小矛盾比下去!”可我总是拿第一。也许从那个时侯起,我就注定要和写作有不解之缘吧……
因为偏科,我的数学成绩越来越不好,有时侯会不及格。我的班主任是我的亲表叔,好几次从我的数学书底下发现了《辽宁青年》杂志,他狠狠地看着我,但我根本不怕他,他也拿我没办法。正因为自己爱看文学类书籍,不好好学习其他学科,才导致我在中考中名落孙山,被迫回家,妈妈气得好长时间不理我。要知道,我在小学的时侯学习好,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妈妈曾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
回到家后,我和爸爸一起“修理地球”。每天,我都坚持写日记,我把看到的人和事都记下来,后来有好多都被我写成了小说。记得我们村里,有一家人,一个老汉有七个儿子,等七个儿子都成家立业后,竟然没有人愿意赡养他。那时侯,我们村子东面有片柳树林,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而他家正好挨着这片柳树林。有一天,老人正在往瓜棚搬家。我早就听说了这件事,就在树林里,找个地方坐了下来。看他在忙活、看他的表情动作,回去后就写成了日记。写的时侯,我泪流满面。再后来,我把它写成了小说《今天是端午节》,后来发表在《克什克腾报》上。
那个时侯,村里的姐妹都在学做针线活,只有我抱着书“不务正业”,好多人看不惯我。有个新结婚的媳妇说我“她要是能登到报纸上一个字,我就把眼珠当泡踩。”这话传到我这时,有的人以为我会去找她,但我想:只有自己争气,真的发表一篇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行。于是,这成了我奋进的目标。
在我妈妈去县里开会的时侯,妈妈给我报了文学函授班,可我坚持了三个月就放弃了。原因是我的家去县城只有一趟班车,而到我这的时侯,坐车的人早就超员了。函授班规定:一个月交一份作业,我无法完成的原因就是写好的文章邮不出去。我只能写好了三篇一起放着,等妈妈再去开会的时侯帮我代办。我记得我的老师叫唐俊山,他是个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为我评作业时十分细心,每一个标点符号和错字都给我改过来。后来我不学了,他感到很惋惜。写信叫我买作家贾平凹的书看,说我的风格和他像。直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位作家的任何作品。那个时侯,每期函授班里都有个“交友天地”,而我的辅导老师并没有因我不学了就不管我了,还是月月给我寄教材。渐渐地,我收到了好多文友的来信。我从中选了3个感觉对劲的来回通信。这样的友情,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对我的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他们给我寄过书,有个文友还寄来了他家乡的蜻蜓,好大的,我看也没看过。一到过年的时侯,我就会接到好多贺年卡。那个时侯,农村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是他们的信,陪我度过了那寂寞的年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我的妈妈对我写作特别支持,把学校能拿的书和报纸都拿回家给我看。我喜欢上了《克什克腾报》。有一次,我看上面有征稿,征文的要求是:反映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变化的文章,体裁不限,小说、散文、诗歌均可。我早就写过一篇小说《仇》,且被老师修改过。我感觉这篇小说的内容符合征文要求,于是就让妈妈拿去投稿了。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相爱的人,被双方家长拆散,因此两家成了仇人。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好了,思想进步了,两家人和好了,共同致富。
可稿件邮出后,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后来我想,这是县里的报纸,我一个初中生咋能在这上面发表文章呢?我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每年,我妈妈都被评为优秀党员去乡里开会。妈妈回来时,我看见她抱着好多证书和奖状,因为习惯了也没啥好奇的。然而,这一天,妈妈一进门就大声地喊:“德红,你的小说发表了,还得了二等奖呢!”我急忙拿过来看,啊!真的!奖状上写的就是我的名字。
后来我才知道,我写信封时忘了写地址,报社的人找不到我。他们看到我在文章里写到了“广兴乡”三个字,后来多方打听,才找到了我妈妈。我妈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高兴得都不知说啥好了!谁也不相信,那篇小说竟然是一个山野村姑写的,那年我二十岁。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县里的团委书记给我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真不敢相信你是个小姑娘……”
妈妈说,你错过了颁奖会,乡里要在“五四”青年节那天给你重新开一次,好好准备一下吧。我拿着那张报纸和奖状,泪水打湿了它。我想起了那个媳妇说我的话,拿起报纸就跑到她家,对她挥舞着我变成铅字的小说,对还没明白过来的小媳妇说:“你抠眼睛吧,我想听响……”她的脸一下就红了。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一时兴起,顺嘴一说的,说了什么她早就忘了。但是我应该感谢她,每当我想放弃的时侯,是她的这句话给了我巨大的动力。
“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如约来到了乡上。才走进乡政府的院子,就有人拦住了我,问我是谁。我说了我的名字以后,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了我好半天,然后把我领到一个办公室说,乡长在里面等我。我敲门进去一看,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人,正在桌上整理着一个金灿灿的东西——一个笔台。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鹰嘴前面插着两支笔:一支是自来水笔,一支是油笔,整个造型真漂亮!他看到我就冲我笑了笑,叫我坐那儿。我暗自猜测: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乡之长赵乡长,因为妈妈向我描述过他的相貌。他问了我好多情况,最后听我说我写稿子是用妈妈废弃教案的背面写的,就说,以后乡里每个月给你十本稿纸,回报就是写出好的文章,多为乡里争气。
那次会上,来了好多优秀团员和青年,有个人还把我写的小说复印件发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那会儿我才知道,全县有两千人参加征文活动,其中有不少机关干部和老师。最终,征文一等奖空缺。当时,我的脸感觉有点发烧。我知道自己写的还不够好,不然一等奖就是我的了。赵乡长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你够厉害了!我还是大学毕业呢,投稿还没中呢,继续努力就会写好的。
这个会开的好热闹,好多人领了奖,最后就剩那个奖杯了。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原来那个我最喜欢的笔台是奖励给我的。我拿着它,心里那个高兴,好几次眼泪就要掉下来。
我在乡里吃了饭,还看了电影,在那儿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开了个小会,而且有写作比赛:写一篇通讯和新闻,区分它俩的特点在哪?这个看着简单,实际不好写。但我是经常看报纸的人,写起来也没感觉太难。一个月的期限,我写的是通讯《天生我才必有用》,经过评审,又拿了第一名。从这以后,我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小说《今天是端午节》,散文《有这样一个男孩》,以及《小诗三首》等文章。那时,乡领导已经在考虑我的工作了。有一期报纸的首页写着:“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几年坚持写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可惜这些报纸在我生气的时侯都烧掉了。正在我写作达到高峰的时侯,爱情来了,我远嫁他乡。也就是从出嫁那天起,我就和我爱的写作渐行渐远了。
(在此,我不想写我放弃写作的原因了,此处省略一万字……)
好多年来,我都在做着一个梦:梦见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全是书。当我拿了一本又一本,想把它拿回家去时,可总是有一个大灰狼在那儿守着,疯狂地追我!我常常被吓醒。妈妈说,你要是能拿回一本,也许会有点成绩。而我是这样想的:一块千斤重的巨石,有的人轻而易举就拿走了它,有的人费尽力气也拿不动,这不是勤奋和懒惰的道理,是能力的事。我喜欢小草的平凡坚强,但坚强不一定就是对的,分做什么事情。虽然也希望有个好老师指点我写作,那样会进步快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明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只有靠自己学了,尽力就好。
说来奇怪,我的脑海里,时常会出现那句歌词:“我是一只小小鸟,想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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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红,女,辽宁人,北票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江山文学网绿野荒踪社团社长助理。作品散见于《克什克腾报》《辽宁邮政报》《蒲公英报》《北票市报》和《二月文学》《金秋二月文学》《河流》《古侠文学》《眉县文艺》《辽海散文》《望月文学》等杂志。小说、散文曾在网站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