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萝

文/高海涛 编辑/雅贤

忆旧家

　　我曾经的家在辽西北的一个有矿山的村子里。那是个大家庭。许多年后我翻译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有一首他坐在火车上回忆童年的诗，特别打动了我，我喜欢那种语气，诗名叫《我记得，我记得》（I remember, I remember）。是的，我也记得，我也remember我的辽西旧家。那时候父母亲才五六十岁，就像我现在的年龄，却已拉扯起了一个大家庭，正如拉金诗所说的：“这里，有我们非凡的家世（splendid family）”。

　　我们一共姊妹八个，我是最小的，五个姐姐，两个哥哥。有哥哥就有嫂子，哥嫂又先后有了孩子，总计五个侄子，四个侄女。加起来二十多口人，也没分家，都在一起过。大年三十包饺子，别人家早都把饺子端上桌，放起了鞭炮，我家的饺子却一盖帘一盖帘地，还在耐心排队等待下锅。

　　父亲年轻时闯过关东，土改时当过村长，在村子里威望很高。哥哥姐姐们也都有身份，大哥是村里那个矿山的矿长，二哥是邻近公社的干部，三姐中学毕业回到村里，先当团书记，后来当上了大队书记，五姐念过师范，毕业后回村当了小学教师。这样的家世门风，而且子孙满堂，在当年的辽西北乡村，也算是屈指可数了。虽然那个年代不讲这些，但家族的荣誉感还是有的。

　　在这个大家庭中，我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是家里的小老弟，可以说得到了太多的关爱，父母宠着，哥哥惯着，嫂子让着。特别是五个姐姐，她们就像五个天使，我从小就哺育在她们温情呵护的目光中。但问题是我还有八九个侄子侄女，因为和两个哥哥的年龄差距大，侄子侄女都和我差不多，我和他们几乎是一起厮混着长大的。可虽然是从小的玩伴，却又辈分不同，这就让我不仅得到关爱，还需要付出关爱。我想我基本上是做到了，无论在家里还是外边，我都时刻意识到我是他们最小也最亲的长辈，他们慢慢也记住了两个嫂子的不断提示和教诲，人前人后都叫我“小伯儿”——这种儿化音的叫法很奇妙，它把一种特殊的辈分关系亲昵化了，听起来就像不知谁家的院子里，有这么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成什么牌子的那种。

　　总之，对于当年那个大家庭，我如今充满了怀念。其实，也一直怀念的。我的心情恰如拉金诗中所写——

　　那个家，无论我怎样伤心，都不会哭着跑回，

　　男孩的肩膀都宽阔结实，女孩的目光都饱含春水。

侄子们

　　小时候每次出去玩耍，我身后都跟着几个侄子们。这在外人眼里，可能就显得阵容很强大，而且是红旗飘飘，威风凛凛。因为我大侄子的小名就叫红旗，这是我父亲他爷爷给起的，参加过土改的父亲对旗帜情有独钟，他可能想通过对一个个孙子的命名，来表达对这些旗帜和新生活的热爱。于是大侄子叫红旗，二侄子叫国旗，三侄子叫军旗，四侄子和五侄子，则分别叫了红来和来旗。

　　不过男孩子多，吃饭是个大问题。那时候粮食不够吃，生产队办食堂不够吃，食堂散了也不够吃。而我们全家人，除了大哥、二哥是国家干部，每月能领到一份供应粮之外，其他人都是农村户口，包括嫂子和侄子们。所以不可避免地，饥饿是我家记忆的重大主题。六十年代是最艰难的岁月，记得有一段时间，家里每天晚上都是吃甜菜粥。所谓粥，其实主要是甜菜，多少有几个玉米面疙瘩而已。当时我可能八九岁，上小学了，而侄子们则六七四五岁不等。看到他们面黄肌瘦、低头喝粥的样子，作为叔叔的我突然有一种心疼和悲悯的感觉，于是就很仗义地把碗递给嫂子说：“给我盛甜菜吧，我爱吃甜菜，不爱吃粮食”。全家愕然，我看到母亲的眼眶一亮，有点潮湿的样子。

　　家境的困难不仅表现在吃饭上，还有穿衣问题。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学校要举行大合唱，但要求所有参加的男生都穿长袖白衬衣、工装式的蓝裤子，女生的白上衣要翻领的，配工装式的蓝裙子，同时还要求男女生一律穿白球鞋。这样的要求我达不到，所有农民的孩子都达不到。我当时只有一件小褂，一件黑裤子，都是家织布的，至于球鞋，回家跟大人连提都不敢提。所以“六一”那天，我只能躲在学校东边的小树林里，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整齐列队，衣着鲜艳，英姿飒爽，开始领唱、合唱、混声合唱。想到他们大都是矿山职工的子女，而那个矿山一矿之长的弟弟却被排除在外，只能破衣烂衫地躲在小树林里偷看，我的心情一瞬间变得格外怪异和复杂。我一动不动，一只麻雀也在树枝上攀比似地唱歌，它不怕把自己的耳朵震聋吗？当远处传来“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这句时，我才情不自禁地碰了下自己的红领巾。

　　我起身回家，翻过大西沟，泪眼婆娑，回头一看，我的三个侄子不知什么时候也跟在后面，他们也都穿得很破乱，憨头憨脑，傻呵呵地笑着。

北青萝

　　“若教为女嫁东风，除却黄莺难匹配”，这句唐诗是说木兰花的，却一直让我心潮难平，虽然没见过木兰，但我想不出那花有什么高贵，你要嫁给黄莺没人管，可难道麻雀就不配吗？我从小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古诗。有个同学的爷爷曾教过私塾，家里藏书甚多，唐诗宋词皆有。记得看过李商隐的一首五言律诗，题目叫《北青萝》，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三个字，但旁边有注解说，这三个字可能指地名，也可能指别的，具体意思说不清。怎么会说不清呢？有一次，我像发现了什么真理似的，对那位老先生说：“北青萝，这不是指我们北方的青萝卜吗”？

　　北青萝——北方的青萝卜，这是我当年想像力的巅峰。

　　而我们的日子，似乎就从这三个字开始，变得好起来了。那一年生产队种了许多青萝卜，东山和西山都是。为什么是青萝卜而不是红萝卜呢？队长谭国相解释，是因为青萝卜耐长、压秤，更经饿。果然到了秋天，生产队的萝卜堆积如山，院里都放不下了，大马车还在一车一车往回送。人们喜上眉梢，都盼望着早点分萝卜，吃秋膘，有的人家甚至连包饺子的荞面都用碾子压好了。性急的孩子们，在家长的暗示和怂恿下，开始到生产队的院子绕来绕去，趁人不备拿两个萝卜就跑，兔子似的，撵都撵不上。

　　我的侄子们也出动了。大侄子、二侄子、三侄子，红旗、国旗、军旗，他们蹑手蹑脚，互相鼓励着，样子明显比别人家的孩子更拘谨。他们毕竟是干部子弟，多少总要想到家族的声望。母亲和两个嫂子也担心，就都跑到我家的后园子，趴在墙头上看。后来听她们笑着学说，是这样的，说我的三个侄子每人拿了两个萝卜，本来应该藏在胸前，但他们却都拿在身后，也就是背着手，手里攥着萝卜缨子，颠颠地往回跑，而不管身后有多少双眼睛。许多年后，我读到白居易的一首小诗，才知道这种情景古已有之：“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想一想真的童趣盎然，简直是很傻很天真，很笨很透明。莫言有一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而在我三个侄子背着的手上，六个硕大的青萝卜却晶莹璀璨，散发着赤子般的笨拙而高贵的光芒。

　　这时候谭国相出现了，嫂子们看到，生产队长的嘴巴大大地张了好几下，却终于没有喊出声，他发了一会呆，转身走了。快走到河套了，一群笑意才追上他，雨点似的降落在他风吹日晒的脸上。

芜菁考

　　2015年10月，我应邀到青岛，参加与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交流对话，活动是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我们三五个人，就住在海洋大学的作家楼里，除了王蒙夫妇，还有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女士与施占军先生。王蒙先生不仅智慧幽默，谈笑风生，而且很有生活情趣，每天早晨他都会亲自动手，现磨一壶咖啡，拿到餐桌上和我们分享。有一次，看到餐桌上有一道名为翡翠萝卜的小菜，就问是青萝卜吗？回答说是青萝卜。王蒙先生用筷子夹起一片细细品尝，连说好脆，很久没吃到了。然后就问我和施占军，说在你们老家那边，青萝卜还有别的叫法吗？施占军是内蒙人，离我的辽西老家很近，他说：好像叫“绊倒驴”吧。我想不出别的，也点头表示认可。王蒙先生不置可否，或许觉得“绊倒驴”有点俗，他说：其实青萝卜有一个很美的雅号，叫“芜菁”。

　　我突然有点感动。好像“芜菁”这名字我上辈子就知道，现在只是重新回忆起来。世间万物，包括蔬菜和庄稼，原来都是有其不可轻慢的身份和名号的，而“芜菁”更像是大地的诗，凝聚了青萝卜前生后世的所有精神与贡献。

　　我仍记得那个遥远的秋天的傍晚，全村好像家家都提前烧火做饭了，炊烟打着口哨，心满意足地走过各家的房顶，而且那炊烟是翠呱呱的，散发着青萝卜的青青香味。

　　那天晚上我家也是包饺子，六个青萝卜，满满一盆馅，掺上芝麻盐和豆瓣酱，全家人就开始里里外外，动手包饺子，我姐姐数过，说那薄皮大馅的饺子，我家一共包了一千零一个。少了不够吃啊。

　　而且整个那年冬天，我们天天都可以这样饱餐青萝卜了，因为各家都从生产队分到很多，连菜窖都需要挖两三个。所以就换着样吃，除了包饺子，蒸包子，还有炖萝卜片，炒萝卜丝等等。粮食少，没关系，有青萝卜就行。侄子们都仿效我，动不动就说：“我不爱吃粮食”，而母亲和嫂子们都知道，这几个孩子是发自内心说的。

　　那个冬天的富足极大地鼓舞了全村人，队长谭国相更是深感骄傲。从那以后，队里每年都种青萝卜，年复一年，遍地芜菁，直到生产队解体，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青萝卜，字北青萝，号芜菁，在蔬菜王国中，它应该是秦汉名将，唐宋诗人，明清进士，现代的大地歌者。好像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在荒年或艰苦的岁月，每个村庄都会有某种拯救性的蔬菜或庄稼，让村民得以渡过难关，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辽西北的那个小山村，正是遍地芜菁，让我们全村的大人孩子免于饥馑，并从此常怀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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