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海涛 编辑/素颜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去年八月在北京西山,这两句诗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不断地、反复地想起,就像想起两句民谣。其实这是李白的诗,谁都知道,出自那首著名的《长干行》:“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也许因为正是八月吧,也许因为住在西山吧,西山和西园,毕竟是很接近的。
当然我知道,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些,而是那个电话。那是一个很久没联系过的女同学打来,手机显示是老家的区号,但声音听起来却有点陌生,甚至有点怪异:哎,你是那谁吗?我说:是啊,你是谁?她犹豫着说出了名字,然后就迫在眉睫似的,提起了另一个更是很久没联系过的女同学的名字,问我是否还记得这名字,还问我知不知道这个女同学已经到了沈阳,而她到沈阳是为了看病,很重的病。
这另一个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徐小西。
我和徐小西以及打电话的这位都是中学同学,那是七十年代初,在辽西老家的时候。但我们只是同届同学,不是同班的,她们是一班,我是二班,而且毕业四十多年也从未交往,就连她们的名字,都有些恍惚了。印象中打电话的这位个子比较高,而徐小西腼腆,一说话就脸红,上学放学,她们俩总在一起,如此而已,别的就想不起来了。因此,我接电话的语气就有点淡漠,解释说我恰好不在沈阳,而正在北京,要半个多月才能回沈阳,并且我也不认识医院里的人。总之对于徐小西的看病,我表示爱莫能助,而因为爱莫能助,心里还多少有点如释负重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似乎被打电话的女同学捕捉到了,她的语气忽然变得激动起来,并隐含着一种凌厉的指控:“你没良心,你忘了人家对你的那些好了吗?”说完,电话挂断,再挂,盲音袅袅。
那些好?——这三个字让我茫然。一连几天,我都无法摆脱负债感,那些好,究竟是哪些好呢?难道我和徐小西之间还有什么特殊的故事?
慢慢想,拷问记忆,好像还真有一点,比如在操场上。那时候的中学不怎么上课,倒是经常开大会,全校师生到操场集合,往往就席地而坐,听报告听讲用听批判发言。这样,我和徐小西就有机会坐在一起,因为二班总是挨着一班的,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像大田里的间作那样交错坐下,徐小西就正好坐在我的左侧。
还有什么呢?想起来了,我们还一起写过字。我读中学时喜欢写字,坐在操场上,有时也忍不住拿树枝或小石子在地上写,多是写毛主席诗词,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什么的,自以为写得飘飘洒洒,仿佛整个校园都因我而飘满了雪花,就难免得意,斜眼偷看坐在我旁边的徐小西。现在我得承认,当年也许真的喜欢过她,我知道她家是西山大队的,她父亲是大队书记。徐小西不但人长得好,而且很文静,坐在那里就如同雕像,还特别爱害羞,别人一注意看她,就立刻脸色绯红,那种羞怯的样子往往会让男生们发呆。我喜欢看徐小西羞怯的样子,每次坐在操场上,总要抽空瞄她几眼,如果她脸红了,我就非常开心,仿佛是自己亲手打开了什么重要开关似的。不过更多的时候,徐小西并不看我,记忆中她就那样双手抱膝坐在操场上,目不斜视,偶尔以手拄腮,或把头放在膝盖上,露出天真的脖颈和单纯的发辫。
对了,徐小西不是红卫兵,我也不是,这一点或许很重要。我不是红卫兵是因为爱看闲书,徐小西呢,是因为开会从不发言,据说一让她发言,她眼泪都差不多能掉下来,脸红得像块布。不是红卫兵,就不能戴红袖标,但徐小西却有一条红纱巾,是不同于红袖标的那种红,介于桃红与金红之间,还有几分俄罗斯小说的伤感,系在她脖子上很柔和,很浪漫,又很舒展。当时是“文革”期间,一个乡村女孩,竟有那么别致的红纱巾,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徐小西也开始在地上写字了。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画的,而且字很小,像是故意小到我无法辨认的程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写字,她也写字,俨然成了一种默契。
在那个大信笺一样的操场上,徐小西究竟写了些什么字呢?这对我一直是个谜。后来读《红楼梦》,看到“龄官画蔷”一节,才若有所悟,徐小西也许是在写谁的名字,写我的名字,有时也写她自己的名字吧。
“龄官画蔷”的故事见于《红楼梦》第三十回,我反复读了不下十遍。龄官是个学戏的女孩子,她偷偷地爱上了贾蔷,那次正巧被宝玉看见,她一个人蹲在花下,一面悄悄地流泪,一面用金簪在地上画字,翻来覆去,画的都是“蔷”字,已经画了几千个,还在痴痴地画,而这时“忽一阵风过,唰唰地落下一阵雨来”,若不是宝玉提醒,可能还要画下去。
据说钱钟书先生也喜欢“龄官画蔷”,他说这段描写总让他想起欧洲十六七世纪的抒情诗,其中多有这样的情形,一男或一女在海滩上写意中人的名字,但倏忽之间,风吹浪卷,沙上没有那个字,心上也没有那个人了。
我们那次在北京西山是为了评奖,评茅盾文学奖。一共六十几个为评委,主要任务就是读书、讨论、投票。而读书时最关键的,都是长篇小说,几十到上百部,没读过的要读,原来读过的也要重读,总之一点都不轻松。更何况正当八月份,气温很高,窗外的知了声如潮似水。但八月份也恰好是雨季,有雨陪伴,我们夜以继日的读书生活就有了清凉的慰藉。特别是北京西山的雨,缠缠绵绵,往往从中午就开始下,一直飘进我们的梦里。于是我梦见了家乡的雨。
家乡的雨不懂缠绵,却很任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的雨来自黄昏,那正是我们放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正走到城墙的东北角,雨就风起云涌地上来了,而我光着脑袋,没带任何雨具,只好往家跑。没跑几步,碰见几个女生,一个是徐小西,还有打电话的那位,她们也是急匆匆地走着,却都扯着雨布,像是扯着花花绿绿的旗帜——雨布就是塑料布,那在七十年代应该是最简便也最时尚的雨具了。看我经过,女生们嘁嘁喳喳,并大声喊我过去。我过去了,飘风骤雨中,我看见徐小西正拽下她的雨布,满脸羞红,坚持要我披上,而旁边的女生们七嘴八舌地笑着说:披上吧披上吧,别屈了人家的心。
这可能就是徐小西对我的好吧,最重要的好。但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和她几乎都没说过话。两个都不是红卫兵的、被大家认为有点落后的男女同学,而且不是同班的,有什么机会和理由说话呢?甚至直到现在,我也想不起哪一年哪一月在什么场合和她说过话,毕业后我参军,然后教书,然后又读书,然后又教书,回老家的次数都越来越少了。如果说见过,也除非是在一些晚辈的婚礼上,但匆匆忙忙,见过也认不出啊。
中午是一天的腰际,从早晨开始的时光,到中午已出落得长发垂腰、亭亭玉立了。然后是下午,我泡杯茶开始读书。但读不下去。在家乡那个遥远的雨天,我到底还是屈了徐小西的心,我没有接受她的好意。那片塑料的雨布是什么颜色记不清了,但我忘不了徐小西举着它的样子,就像是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的那面旗帜。我记得徐小西的刘海被浇得一缕一缕的,滴着好看的水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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