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下的一天
文/孙仲兴 编辑/褚驹
1974年,20岁刚出头的我,从农村抽回辽宁北票城里,被分配到北票矿务局冠山矿一井第一掘进队当上了一名掘进工。
初到一井上班,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学习《安全操作规程》,沿袭比较科学的说法是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在接受教育这10天里,早上八点到井口点名,一上午都有人领头给我们这些新工人宣读井下安全生产条例。条例念完,就读指定的报刊。好像一会儿的工夫,就到中午十二点了。工人管吃班中餐幽默地叫“喂脑袋”。喂完脑袋,也到下午一点了。没别的,又重复念上午听过的那一套。10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接受完安全生产教育的那天下午,我到矿劳资部门领了一身新工作服,还有水靴和帽斗。穿戴完毕,我瞅瞅映在玻璃镜子里的自己,好家伙,那叫一个全副武装!
我正式下井那天是1974年2月3日。在老工人耿师傅的带领下,我和另两个刚入矿的小伙子一起,走向地层深处。我以为:井下那活没什么技术含量,胆子够大就行。别看我生在矿山,长在矿山,矿山到底什么样?我还真说不出来。
头一次身临其境,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这是啥地方啊?借助矿灯那一束微弱的光亮,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数百米深的地下大巷(道)。我跟在带班的耿师傅身后,穿平巷还凑合,上挺眼儿(井下作业的小洞——编者注)就有些费劲了。上一百多米的挺眼儿,腰上还要绑缚、拖行一根两米多长、直径有小盆口那么粗的木头。听耿师傅说:这根木料是用来支护巷道的。那挺眼儿比较陡,一般都是七十来度,长一百多米,每前进一米都需要手脚并用,“四蹄”着地往上爬。一个班来回要拖10根。挺眼儿相对狭窄,没法施展身手,还要承受呛人的煤尘,苦累自不待言!
熬到下班回家,感觉连上床的劲儿都没有了。奶奶心疼地替我把鞋脱了,然后,费劲巴力地搬起我的一条腿搭到床边,再拽住一只胳膊,把我揪到床上。我觉得自己像一滩泥,任奶奶摆布。在奶奶细心的呵护下,我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把那天的晚饭都省下了。
我明白,那时候提倡吃苦耐劳,有一段顺口溜为证: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甘心去吃苦,坚强如青松!在苦乐中坚强如青松的我,有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磨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垫底,没让井下超负荷的劳作和险恶环境吓草鸡了。那年,我开到手的第一笔工资是97元8角7分,再加上10个夜班费,总共100多元,一下子揣进了腰包,我的天啊,我简直是发大财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100多元那可真叫钱啊!那时候,物价平稳,一斤猪肉6角来钱,大米才1角8分1斤,火柴2分钱1盒。
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先到小商店给奶奶买了两盒大生产香烟,给住在上坎的王奶奶买了两包槽子糕,给王爷爷打了1斤冠山老白干。上坎的王奶奶接过我送去的槽子糕,抿着嘴笑:“这孩子,王奶奶没白稀罕,好小子!”
没想到,我刚转为正式工人的第10天,就遇到了险情。那天,耿师傅负责冠山矿一井五槽A的挺眼儿作业。这个煤层开采出来的煤是全北票矿务局最好的煤,燃点达到8000多大卡,说玄一点,这个煤层出产的煤,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但是这个煤层瓦斯多,隐患大,怪吓人的!时任班长的耿师傅是六级工,是当时人们都尊重的大工码。他领着我等10多个年轻人,加上两个已经是中共党员,并且是四级工的复员兵,还有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五级工老李头,我们一起挺眼儿。挺到92米时,突然一声炮响,顿时掌子面被堵得严严的。幸好,通风用的通道是铁皮筒做的,还有点风能吹上来。耿师傅喊了一嗓子:“老李头,你给我滚上来!”他嗓音未落,就厉声撵我和其他人:“快,快从铁皮风筒往下撤!快跑吧!”
那时候,我是给耿师傅打下手的。由于没经过这阵仗,就楞在了原地。当时心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不料,耿师傅一脚把我从掌子面踹到铁风筒里,我出溜几下就到了平巷。脱离险情的我,一幅丢盔卸甲的狼狈像——帽斗没了,靴子也划开了。我不由自主地顺着微弱的灯光撒目,看到耿师傅和老李头在掌子面紧张地打着支柱,经过两个多钟头的强护,险情终于排除了!待到耿师傅、老李头从掌子面下来,我和大伙“呼”一下子围上前去。耿师傅关切地问我:“傻小子,踹痛了吧?”
这次历险,是耿师傅和老李头临危不惧的大无畏举动,让我清楚地意识到:煤矿工人就是这样,危难时刻,有八级工在,不让七级工上前;有六级工在场,你五级工别抢先去找死。老一辈留下的就是这个劲儿——视死如归!
经过一年多的摔打后,我因工作需要,调离了冠山矿一井。当我要离一井的时候,我特意在冠山矿职工食堂请耿师傅和老李头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我问耿师傅:“那天出事,你真不害怕?”耿师傅笑着说:“那当口,哪还有空儿琢磨害怕?我就一个心思,别让你们这几个小生荒子儿(方言,指年轻人——编者注)出事。你们几个小生荒子来到世上长这么大,连个娘们儿都没碰过,不是白长了吗?!再说了,上辈人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有八级工在,哪能让三级工去冒险呢!”
听了耿师傅这简短而又掏心窝子的话语,我领悟到了工人阶级义字当先、淳朴厚重、敢于担当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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