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又盼又怕的年

文化信使/包明丽 编辑/繁花似锦

　　小时候是特别的盼着过年的，盼的无非是“吃”“穿”“钱”这三个字的延伸。

　　无论好坏，能有新衣服穿，新的就是好的，哪怕是手工缝制的。能有压岁钱，虽然是按角计算的。吃到好吃的也是很大的渴望，瓜子、花生和糖块也只有过年才会出现桌上，每年的腊月二十八还会满屋飘着煮肉的香味。

　　满满的一大盆，煮完后，母亲让我们先吃个够，然后就放在仓房，说留着过年吃了。我和弟弟像偷腥的猫，一天会去偷吃好几次，还尽量弄的像没被吃过一样。有时，我正在偷吃，吱的一声门响，吓的心脏一顿乱跳，一看是弟弟，平静下来，彼此心照不宣成了同盟，还互相看着门。现在一想，母亲怎么能不知道我们偷吃呢？只是装作没看见而已。

　　年三十的那顿午饭是最丰盛的，吃完后母亲才允许我们穿上新衣服。我们总是很羡慕十点多钟便穿上新衣服特意来显摆的小伙伴，母亲说怕吃饭弄脏了衣服，这个习惯从没有改过。

　　最不好过的日子是午饭前的那段时间，要贴对联。本来这也是高兴的事，母亲却是很挑剔的人。年年在贴对联的时候埋怨父亲，不是对联买的颜色不够鲜艳，就是贴的歪了，或者对联上的字很丑。母亲冷着的脸色，让我和弟弟妹妹的心也都悬在嗓子眼，怕不小心自己受到牵连。现在想想，母亲的“吹毛求疵”可能和她的心情有关。

　　那时的日子不好过，她希望借着“年”这个特别的日子，能讨个好的彩头，把下一年的希望寄托在“年”上了。

　　那些迷信的人，总是磕头祈祷好运降临。母亲虽然从不信烧香磕头那套，但“年”对她来说是一次神圣的精神之旅。因为她信这个，她认为这样才会带来好运，所以三十的晚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太好过的。之前她会叮嘱我们不要挨上窗台，那时没敢问为什么，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不吉利的话也不要说，比如煮的饺子坏了，也不能说“破了”“漏了”，更不能说“没了”，也不能说砸蒜，应该是怕什么事搞砸了吧，更不能说“死”等等一切不吉利的字眼儿。

　　那时农村都住炕，坐着坐着累了，自然就靠向窗台。母亲这时也不敢说破，那凌厉的目光就会像小刀片一样飞过来，我会吓得像遭到电击一样离开窗台。我大一点儿，知道小心，尽量少说话。弟弟妹妹说错话是难免的，母亲那凌厉的“小刀片”也会飞向他们，他们也会乖乖地闭上自己的嘴巴。

　　母亲大概因为太虔诚，所以也太紧张吧。直到初一的早晨，她才会露出慈母的笑脸。母亲是放松下来了，我依然没有放松。因为习俗是初一有很多来给父母拜年的人，比父母年龄小，但都是我的长辈，我要问好。我最讨厌的就是问好，有时我会躲到闲屋待好久，问好是躲过了，可能会惹来母亲的一句骂。到了初二，再也没有挨骂的事了，我快乐的年才真正开始。

[责任编辑：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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