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状

文/孙仲兴 编辑/明月

　　奖状，一般来讲，就是一张纸。在今天，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无足轻重，可是在我的心中，它是我美好童年的唯一念想，是我心中最珍爱的宝贝。

　　当年，在我居住的小南屋墙上，挂着一个二尺见方的圆镜，中间一个奖字，下面一小行红字，端正的仿宋体清清楚楚写着“辽宁省少儿歌咏比赛”的字样。这面圆镜子是我七岁那年参加辽宁省少儿歌咏大赛获得的奖品，上面还写着我参赛的歌曲名字《美丽的哈瓦那》。

　　我六岁开始唱歌，北票、朝阳、沈阳的舞台都曾经留下过我的足迹，聆听过我稚嫩的童声。小小的我，因歌得名，不仅在北票南山住宅区小有名气，连一些外地的艺校也找上门来，有的让我去学戏，有的劝我去学歌，但是都被奶奶谢绝了！奶奶说：“戏子那玩艺，我大孙子不能干，咱孙子得上大学，当大官！让他去，过不了我这关，当年，我们家动不动开堂会，到家来唱的戏子被称为下九流，俺大孙子不能干那个。”母亲也舍不得我小小年纪离开家，我的从艺之路被爱我的奶奶和妈妈给截断了，从那以后我也一心向学，和“美丽的哈瓦那”再见了，死了那份唱歌的心！

　　我刚以不错的成绩考上当时北票最好的初中——骆驼营中学，史无前例的文革，便乱哄哄的闯进我的生活，把我家搅得一团乱麻。我父亲当时在矿工报社任总编，首当其冲成了走资派。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一向早出晚归的爸爸却早早回到家，愁眉不展地躺在北屋的床上。学校已经停课，我天天不用上学，在家混。我发现不对劲，爸爸平日是很晚才回家，饭不热五六回你是见不着他的身影的。今天是怎么了?果然，五点半左右，家里的门被敲的不是好声的响，突然来了一群手拿扎枪，头戴柳帽斗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进屋不由分说从北屋把爸爸揪到房门口，五花大绑，有两个彪形大汉，没头盖脸的挥起用胶皮管做的鞭子朝爸爸打去。我正要上前去，被那帮打手们轰到厨房。小弟那年仅四岁，吓得大哭，母亲紧紧抱着他一声不敢吱，70多岁的奶奶多次要冲出去保护自己的独生子，都被几个打手揪回来，狠狠地推到厨房一角，前门口皮鞭像雨点一样，打在爸爸的身上，却像针一样扎在奶奶的心上。

　　那帮人一边没头没脑的向爸爸身上抽鞭子，一边厉声喝令爸爸交出电台。可怜的爸爸年轻就参加工作，一心一意干革命，哪有什么电台?这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那倔强的父亲，被他们打了半个多钟头，就是一声不喊，我想，也许是爸爸以自己的忍泪吞声，让老母，让妻子儿女尽量减少一些痛苦吧？这些打手一边殴打父亲，一边开始抄家。连走廊地板都翻个底朝上，看到我小南屋墙上挂着的圆镜奖状，打手们也不放过，他们上前把镜子拿下来，怪声怪气地喊:“封资修，彻底砸烂！”顺手举起就要往地上砸，我看到此情此景，真急了，它是我美好童年的念想，是我最珍爱的宝贝。我一个箭步冲向前，要把镜子抢回来，没成想，一个戴眼镜的打手，把我打倒在地，那个在小南屋的打手，立刻把圆镜子摔得粉碎，我捡起仅剩半拉奖字的镜片忍不住痛哭起来。

　　打手们打了我文弱的爸爸，砸了我整洁的家，摔碎了我心爱的圆镜奖状，又捆绑着爸爸在街上游斗，我默默地跟在围着爸爸起哄看热闹的人们的后面，小手里攥着那片带奖字的碎镜片……

　　父亲被带走了，母亲连夜上北票矿务局找革委会领导，找军代表，却无人过问。在那个法纪被无情践踏的年头，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像被大雨冲刷的浮萍。

　　父亲被关在印刷厂的地下室，整整绑在长条凳上打了七天七夜。打手们也怕人们知道他们的凶残，便白天小打，半夜大打出手，还把父亲的眼睛包得严严的再动手打。十天之后，父亲被转押到总机厂群专队里。开始，我和也被群专的张述祺叔叔的儿子张建搭伴，每天给父亲送饭，第三天，我们两个人刚走到住宅区的大墙外，就遇到院外李家的几个孩子（他们是造反派的子女）拦住我，说是要检查，我不肯把饭盒交给他们，他们一帮人就七手八脚，蜂拥而上，把我打得鼻青脸肿，饭和菜，也撒了一地。我挣脱他们，拼命跑回家，看到我被撕碎的衣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母亲抱着我大哭，那年我十三岁。

　　还好，那些打手，十年之后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让我受伤的心灵得到了一些安慰。

　　但奖状的美好记忆一直留存在我心里，是我童年时光里最美好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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