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点的苦日子（一）
文/孙仲兴 编辑/明月
文革开始，我是北票县骆驼营中学一年级学生，俗称“新一年”。我们那届学生很幸运，上几届学生都一股脑下乡了，我们这届却分两次分配进入工厂当了那个年代最光荣的工人。可是我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也成了反属子弟，被取消了招工资格。
1970年9月2日，早晨九点来钟，我同学高国华领着果老师，到我家下达通知:“孙仲兴，你明天上午到南山运动场集合，去北票大黑山下乡，并且把户口本上交到果老师手中。”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扛着那套母亲连夜缝补的麻花被，穿着父亲穿过已经洗白了的旧上衣，套上膝盖上补着两块大补丁的旧裤子，走出哺育了我17年的家。
同学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工厂，我却不知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奶奶拄着拐棍，挪动着小脚送我，到了十字路口，奶奶也不肯回去。满头白发的奶奶，七十多岁的人了，刚强得一声也没哭，我却是一边走一边掉泪。父亲还在群专队里受罪，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在北屋一直没出来。过后听上坎的王奶奶讲，我走后，奶奶好几天没下炕，十七年啊，我一直在奶奶的呵护下成长，如今我离开清寒却温暖的家，像一只雏燕出巢，心里酸酸的。
那年我十七岁，一米五七的个头。因为是黑五类子女被剥夺进工厂的权利，我们没有享受知青的待遇，国家补助的粮食不给，八元津贴没有，成天大帽高粱米饭，每人一中碗，饿的人前心贴后心。不到十天，不知哪位恩人，让我到鹿场去喂鹿，离开了黑山生产队，跟着当地农民魏玉茹大叔干。其实，养鹿也不轻快，每天清晨，我要挑一百来担水，每担一百多斤，要命啊！泪水，汗水，从脸上淌下，从东官拉回五六马车鹿粮，每袋一百八十斤，要扛到原粮垛上。五六米高的跳板，一走一打颤，常常让我一身冷汗。岂止是我，十七名同学个个饿的眼冒金星。我们便打上了鹿的主意。那时我两天一倒夜班，我利用晚上值夜班的当口，悄悄地装一小书包鹿饲料玉米粒，急忙跑回离着五里地的青年点。十六个同学眼巴眼望的等我回来，刚进屋，一个点的陈友和就立刻点火，把一小书包玉米颗粒投到锅里，干炒起来，还没等炒熟，大家顾不得热，就着凉水抢着抓半生不熟的玉米粒往嘴里送，不一会儿一书包的玉米粒就吃没了。
一来二去，我的小伎俩被魏叔发现了，有一回我俩晚间下夜班，他家在我们青年点前面，刚要分开，魏叔一把拉着我，从怀中取出破报纸包的东西递给我转身就走。我打开一看也是玉米粒，好可敬的魏叔，没揭发我不说，还帮着我给青年点同学带玉米粒。而且从那天以后，魏叔值班带饭，保证多拿一点给我，我俩在鹿队相处了三年多，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现在他都一百来岁了，前几年我去看望他，人还是那么精神，一点不糊涂，人好，心好的人长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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