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居庸关
——从运河春水到边关冷月
文/胡春雨(山东) 编辑/繁花似锦
走入居庸关,首先迎来的是一座迎恩坊,是当年守关将士恭迎天子诏命和朝廷犒赏的地方。穿过南城楼,是一座“国计坊”,也许在关城中看起来并不那么突出,却是整个关城的题眼,时刻警醒着戍边将士们,这里维系着天下安危,国计民生,于是乎在。城中最主要的文物,大概就是元代留存至今的云台了,通体以汉白玉雕筑,起初台上建有楼宇,康熙年间被焚毁,只剩高大的台基,让来往城中心的人们,从门洞穿过。令我印象深刻的,乃是其中浮雕的主题和艺术风格,都是佛教的造像,展现了一个超现实的神佛世界,在军事重镇的氛围中独具一格。也许,居庸关在元代正是比较休闲的时候,元代皇室勃兴于漠北,与明代的立国形势迥然不同。但此时蒙古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宗教信仰的体现,由此可见一斑。
游览城区,在城隍庙偶遇一位年轻的道长。据他讲,居庸关除修复了部分官署外,还有六庙一祠,涵盖三教,尊奉先贤。由于时间的原因,来不及一一细品,但起码可见传统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宽容与丰富。直指人心的文化传播过程,乃是满满的正能量。一座军事重镇,同样要有文化,因为它的将士是有灵魂的。以人为本,拥有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核心的战斗力。
城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甫入南门瓮城的关王庙。万众敬仰的关老爷,早已不仅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以其忠信勇义,升华为当之无愧的神明,寄托着中华文明核心的价值理念,被子民们供奉在神殿之上。于是在这边关重镇,关王庙依然驻守在剑气如霜的城垣之下。关帝,我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军神,但看过庙门外的介绍,居然也是我们的武财神。我想不通,戎马一生的关帝,和商业哪来半毛钱的关系呢?然而简短的介绍给出了答案:信义。“无工不富,无商不通。”商业乃国富之道,数十年来,在商业及其文明复苏的过程中,传统的商业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一道,已被生生断裂。我们理直气壮地强调商业以盈利为目的,赤裸裸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却咽下了自酿的苦酒。长城之旅,意外解开了头一天我在聊城大运河的疑问:大名鼎鼎的山陕会馆,居然也是一座关帝庙。运河码头上的繁华地段,精致的雕梁画栋,不难感受当年运河的繁荣与山陕商人的实力。我相信大门口“蹈和”、“履中”的刻字,无疑点出了华商的核心理念,却无从理解,为什么这联络感情的同乡会,要建在关帝庙呢?关城之下,顿觉释然。
登上城楼,两座城楼南北相望,关城重镇的敌楼烽燧,更觉规制严整、威武华丽。既然是一座城,是不是可以绕行一周呢?于是我首先向相对低矮的东山进发,一探究竟。随着山势的升高,关城的形势也看得愈发清晰起来。原来这正是一座雄踞谷口的大城,河道在水门穿过,城垣环绕一周,屋舍俨然其间。东山之下,大概就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先生修筑的京张铁路。我想在冷兵器时代,关城居高临下,足以辖制道路。更为高峻的则是西山,是这道要塞的制高点,长城沿岭脊而上,直到最高处的望京楼。驻马东山,举目四望,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关山——与我们山东名山的温雅博大或仙姿缥缈迥然不同,它们体魄雄浑,高而不危,层层叠叠,耸入远空。蜿蜒其上的长城,愈发的威武、冷峻,像军容严整的将士,守卫在战斗的岗位上。天色欲阴,眼前的一切愈发迷茫起来,天地之间,只剩下铅灰的颜色,没有了青山,也没有了绿水。远山变得若有若无,最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墨痕。
这时候,冷寂的远空中,颗颗雪粒,悄然而舞,飘然而至。星星点点,滑落在城垣的砖缝中。不一会儿,雪愈发大了起来,化作密集的雪花,在山风的吹荡中劲舞而来。刚才还是铅灰色的世界,不一会儿变成一派素裹银装。置身失去色彩的世界,刚才还略有所失,这一会儿却变成了意外的惊喜。游客也愈发稀少,皑皑的白雪上渐渐没有了足迹,热闹的长城之旅,变成了独步关山的行程。欣喜之余,我一路气喘吁吁,奋力攀援着用城砖高高堆砌的台阶,向着长城的最高处进发。直到整个关城尽收眼底,俯瞰银龙在脚下盘旋,在银灰相间的峻岭中,冷寂的伸向远方。意外的行程,乃是意外的收获。
长城风物,四时不同,任凭天地变化,自有气象万千。长城,是人力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保存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前行的进程。转过长城拱卫的大明江山,来到康乾盛世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又一轮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长城巨塞,终于得以息肩。康熙大帝一生文治武功,早年间“爰整戎衣,躬临大漠”,削平了噶尔丹等叛乱势力,安定了自古威胁中原的漠北,“成此一劳永逸、一勤永宁之事”。审时度势,继续贯彻民族融合的政策,彻底化解了长城沿线的紧张局面。比较历史,“明修长城清修庙”,立国之势的不同,明清两朝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成果。
明朝初年,洪武大帝遣将远征,永乐大帝五次北伐,消灭了强大的北元势力,稳定了大明的江山,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接受了大明的封号。但随着天下久安,人心懈怠,自古长城两侧的力量对比,总是发生着变化,陷入历史的循环。长城的安危,维系着天下的兴亡。明朝中叶的“土木之变”,明英宗被攻入长城的瓦剌俘获,宣告了明朝的由盛转衰。此后满族在东北崛起,乘明朝统治崩溃、全局糜烂之际,一举越过长城,定鼎燕京。又一轮战争胜利后,康熙大帝拒绝了大臣的建议,终结了两千年来修筑长城的传统。康熙大帝指出:“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得而邦本固,而边境自安,所谓众志成城是也。”相反,倘若“今若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朝的崛起与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仅是靠一时的强大,更是文化与民族政策的结果。耕耘人心,凝聚中国的力量。
从满蒙一家到满汉一家,清朝继承了正统的儒家文化,在内地开科取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蒙古贵族世代通婚。昔日威胁内地的蒙古王公,终有清一代成为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初辅佐三君的孝庄皇太后,后期作为王牌劲旅的僧格林沁,都是蒙古族。“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各阶层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权,形成了相互交融的文化,无疑扩大了政权的基础。否则,清朝难免步元朝的后尘,迅速被历史抛弃。
而今,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迎来了数千年未有的变化,长城和运河彻底结束了历史的使命。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永远不会过时;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与民族历史的记忆,永远不会过时;在维护民族自立与社会发展中所揭示的基本矛盾,永远不会过时。长城作为民族的象征,必将光耀千古,为我们挺起民族自信的脊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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