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寻津潘家口(下)
——迁西水下长城随笔
文∕胡春雨（山东） 编辑∕繁花似锦
燕山之下，根本之地。这种战略价值，随着历史的变迁更加重要。五代后期，在中原地区鱼死网破的混战中，后晋的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耶律德光，使此后的宋代丧失了冀北长城之险。譬如敞开的胸膛，黄河上下暴露于游牧骑兵的冲击之下，使得宋代在与辽、金政权的对峙中处于被动局面。继起塞北的辽、金、元政权，控制了鞭笞中原的形势之地，燕山之下，不再是遥远的冷月边关，而是成为进据中原的桥头堡。于是在历史的变迁中，北京——战国时代燕国的故都，从此开始了作为京都的历史。此后中国的重心，一步步移至了大河之北、燕山之下。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幽燕形势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建都北京，正如宋代顾祖禹所说，乃“据上游之势，以临御六合”。明代之后，自燕京起兵的明成祖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扭转了宋代三百年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为三百年大明江山奠定了京畿重地。在历时六百年的明清时代，雄踞北京的天朝缔造了进一步的辉煌，为今天的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展开地图不难看到，一道横亘东西的长城，树立起了拱卫腹心的防线；而一条纵贯华东的京杭大运河，将南方的富庶输入了朝廷，恰似一对恢弘的支架，撑起了煌煌天朝。而冀北地区作为京师胸甲的作用由此凸显，于是隆庆年间，随着戚继光大将军修筑长城，冀北长城进入了它的巅峰时代。在后世子孙那里，明长城几乎成为长城的代名词。
冀北长城的这种战略价值，在随后的清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历代内地兴起的王朝不同，龙兴关外的清朝修正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以联合满蒙、满汉一家作为基本国策，以“视天下为一体，率土之人，靡不抚恤”的浩荡胸襟，突破了旧有的“华夷之防”。在长城修筑的重大问题上，康熙大帝指出：“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从此终止了东周以来两千多年的长城修筑史，取得了“我朝施恩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的成果。历经康乾时代的艰苦经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边疆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冀北地区边尘不惊、得以息肩，与金戈铁马的时代渐行渐远。今天，已然成为遥远的陈迹。
但是，爆发于民国时期的长城抗战，却让喜峰口的名字最终刻入了全民族的记忆。那是又一场天崩地裂的轮回，整个中华大地四分五裂，遍地兵燹。在煌煌大清走向衰落的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以尊王攘夷、王政复古为号召，终结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天皇制国家。如利刃之新发，率先实现了近代化的改造，在东亚的海平面上迅速崛起。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近代东方世界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日本由来已久的帝国野心再次膨胀，于是企图利用中国内乱之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的妄想。“贪心不足蛇吞象”，却将自己推向了不戢自焚、好战必亡的历史歧途，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在华北发动了榆关事变，推行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一九三三年，中国人民的长城抗战由此展开。古老的冀北长城，为祖国投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现代战争。自古有心腹之患，则胸膂无从用力。也许这是一场当时条件下注定打不赢的战争：一边是帝国新造、咄咄逼人，一方是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我军不仅装备低劣，而且我们的战士，可能只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枪头的农民。但是，真正的英雄，从来不见得是能够胜利的军人，而是明知不敌但敢于亮剑的军人！“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喜峰口大捷，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昭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而猖獗一时的倭寇，被一步步拖向了持久战的深渊。此后的《塘沽协定》，虽然未能保住长城天险，再次将平津暴露于铁骑之下，但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为中日两国最终的生死较量，留出了宝贵的时间，从而光荣地记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史。
老子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今日的水库，为迅猛发展的现代城市提供着清洁的水源，长城内外，升腾着一片和平的气象。历史已经沉痛的证明：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而这一切，来自于我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精神，来自于七十年前，那场永不忘怀的生死对决。
[责任编辑：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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