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探秘
乾隆御赐《大藏经》 历经磨难幸存世
文/张松
朝阳胜利乡境内有个小山村,名叫五家子村。乡中小山顶上有座寺庙,名为经海寺。经海寺既小又破,香火也不旺,但却有一位来自甘南的高僧长年累月于此日夜看护。这位高僧名叫香巴丹增,他守护着一本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藏文《大藏经》。这部经书来头不小,与乾隆皇帝有关,也与本地的一个姓陈的御医有关。
《大藏经》 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典
何谓《大藏经》?仅从字面解释,第一感觉是,这是一部用藏文撰写的佛经。这么理解大体不差,但不全面。准确的说法是,《大藏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研究佛学和古代各门学科的藏文佛教丛书。其中包含了藏传佛教的经、律、论,还包括了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诸多内容。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大藏经》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是佛学和藏学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资料之一,堪称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无上瑰宝。
中国历代王朝先后有十几种官刻《大藏经》问世。《大藏经》有多个版本,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语三大体系,这些《大藏经》后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珠联璧合,共同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华《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藏文《大藏经》历来被藏族僧侣、信教群众奉为圣物,按惯例只由宫廷、官府、大寺院收藏。现存藏文《大藏经》共辑录典籍4570余种,比汉文《大藏经》多出三分之一。其中印度学者著作的译本,比汉文多出一倍有余。然而,这些佛教典籍在印度反而很少保存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有盛世修撰《大藏经》的传统。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就组织大量人力对勘汉藏文《大藏经》。乾隆皇帝即位后,十分重视《大藏经》“藏译满”的转译工作,刻印了《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清藏》)。满文《大藏经》翻译完成后,乾隆皇帝为其作序,并降旨将满文《大藏经》印刷成红字,分装成108函,藏于热河、北京两地的各大寺院中。满文《大藏经》最终完成历时20年,在乾隆八旬大寿时翻译完成。
1770年,乾隆皇帝为庆祝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八旬寿诞,特颁旨御制金书《甘珠尔》(《甘珠尔》为藏文大藏经之一部)。此经首叶经头板,仅镶嵌珍珠、珊瑚珠、松石等各色珠宝就达10000多颗!
经海寺《大藏经》为乾隆所赐
朝阳胜利乡经海寺珍藏的《大藏经》来头不小,是乾隆皇帝钦赐给当地一位陈姓名医的。据说,乾隆年间,朝阳赤布底营子有位姓陈的僧人精通医术,40岁那年入京,给人看病手到病除,号称神医。有一年,乾隆皇帝生病,宫内御医轮番上阵也治不好,内务府情急之下将这位陈姓医僧请进宫。此人的确名不虚传,为乾隆皇帝把把脉,开了几副方子,乾隆皇帝便龙体康复了。乾隆帝大悦,将此人封为御医,留在身边随叫随到。
这位亦僧亦医的陈御医既精医道,又通佛法,颇对乾隆脾气。但在京师生活日久,不免思乡心切,便向乾隆提交辞呈告老还乡。乾隆也很通情达理,临别时,除赏赐金银外,还赠送了一本《大藏经》聊表谢意。陈御医回乡,亲手修建了一座小寺院,将这部皇帝钦赐的《大藏经》供奉其中,以感念皇恩,这便是今天这座经海寺和寺中保存的《大藏经》的始末由来。
这部《中华大藏经》是目前东北仅见的康熙版的藏文《大藏经》,而且是早期的印本。该版《大藏经》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都颇为精良。版型宽约30厘米,长约90厘米,较一般藏文经大。且每函护经版上的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多为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
经海寺目睹珍本《大藏经》
从陈御医携《大藏经》返乡到现在,已过去了近300年。这部《大藏经》先由陈御医保管,后交由历任经海寺住持看护。最近10年,保护这部《大藏经》的是一名来自甘肃的喇嘛,名叫香巴丹增。
2011年10月起,笔者便开始找寻这部《大藏经》。最初,通过了解这部《大藏经》历史的当地人杨晓东与经海寺沟通。答复是:这部《大藏经》非常珍贵,不宜对外展览与宣传,为安全起见,生人免见。
2013年6月,笔者随同朝阳县文管所考古队的邱金辉老师前往经海寺。邱金辉与香巴丹增是朋友,平时多有往来。即便如此,邱金辉还是提醒笔者,能否看到这部《大藏经》,随缘。
香巴丹增也是一位医僧。邱金辉说,他肠胃不好久治不愈,来经海寺求药,香巴丹增赠他几粒自配的药丸,服下果然见效。
五家子村地处胜利乡通往木头城子镇的公路旁。以前,路边立一块刻有“经海寺“字样的小路牌,现在这块路牌因修路被推倒了。目前这座经海寺不是原址,原址在山坡下,早已片瓦无存。现在的经海寺是当年高僧闭关修炼之地,早年很破旧,只有一道围墙,一个小屋,还有装《大藏经》的房屋。经海寺内现有正殿一间,坐西朝东,占地约四五十平方米,存放《大藏经》。正殿右侧有个耳房,现为仓库,左侧有三间禅房,香巴丹增就住在那里。
香巴丹增身材魁梧,生得相貌堂堂,当地人都敬称他为“香巴大师“。我们来的时候正值中午,恰好来自凌源的几个居士也在,给香巴大师带来一些菜肴,香巴丹增邀请我们一道共进午餐。香巴丹增是甘南人,今年48岁。2003年到经海寺修行,那时条件很艰苦。“当时这里是‘三不通’: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那时开车来这里,没有路,车只能停在山下边。我那时就在寺里破旧的小屋中修行,一点点化缘。到2009年时,房子太破了,都倾斜了,快倒了,尤其是装佛经的房屋都出现了多处危险的断裂带,一旦来场大雨,屋子就漏了!必须要修,才修到今天的模样。”香巴丹增回忆说。
饭罢,香巴丹增带我们到正殿去看那部乾隆御赐的《大藏经》。在正殿内两侧的木制阁架上,整齐地摆放着许多黄色布包,木制阁架外罩着铜栅栏,还上着锁。香巴丹增小心翼翼从阁架上端出一包经书,取下夹在经书两侧的经版,将经书慢慢打开,一排排工整印在黄纸上的红色藏文便展露眼前……这便是乾隆皇帝赐给陈御医的那部藏文《大藏经》。
香巴丹增告诉我们,这部《大藏经》来自清宫,同样版本的只有两套,一套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套就在这里,这部经书原有108卷。
说到这部《大藏经》的价值,香巴丹增是这样看的:“《大藏经》很多,现在花2000多块钱就能买一套,哪儿都有,但没这套这么大。这套大藏经有300多年历史,是康熙年间写成的,分铁版与木版。木版的珍贵,铁版的错的地方多,这部佛经是铁版,是皇帝御赐的。”
专家也认为,经海寺的藏文《大藏经》就其内容而言并无珍罕之处。相同内容的佛经,从相关研究机构到普通寺院都有保存。近年来,更有大量影印本问世。但经海寺所藏的康熙版藏文《大藏经》因为皇家刊刻,且护经版彩画为手工描绘,难以大量制作,成书量很少。因此,经海寺所藏的这部藏文《大藏经》具有一定的版本意义。
香巴丹增担忧天灾人祸
这部《大藏经》历经3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世道变迁,防火防水防虫防偷盗,能保存到现在殊为不易。香巴丹增摊开一些经书给我们看,经书有一米多长、一掌宽,有的经页已被水浸蚀,边沿出现水印。香巴丹增说,为防潮,需要经常开门开窗户通风,保持室内空气通畅。每年春夏之交,要把这些经书拿出来晒晒,由此衍生出当地一个特色节日:晒经节。
经海寺正殿为传统的木结构,寺内虽有提示牌警示香客和游人不得在殿内焚香,但殿内仍存在长明灯等明火隐患。经海寺通电后,虽给住寺僧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同时也增加了因用电而出现的种种不安全因素。另外,经海寺存放《大藏经》的正殿虽经修缮,但房屋的整体状况较差,如遇狂风、大雨、中等烈度地震或持续降水等强自然灾害,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不过,最令香巴丹增担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经海寺内包括《大藏经》在内的诸多珍贵文物,成为各路“神秘探访者”的觊觎之物。这也是香巴丹增不愿轻易接待陌生来访者,不愿过度提升经海寺与《大藏经》知名度的内在苦衷。
香巴丹增说:“古人修寺庙为节省原材料、图美观,对寺庙的外墙修得简单,用泥巴糊、用石子填充,美其名曰‘虎皮墙’。这就给一些盗窃者提供了得手之机,有人用棍子把墙外的泥巴捅破,偷走了108部《大藏经》中的8部。当年,陈御医从北京回乡,不光带回这套《大藏经》,还带回了包括医术在内的很多珍贵典籍,总共有190多套,但现在就剩120多套了。其他的书,曾经被人装了两麻袋当废纸卖,卖了三四千块钱。
“不光偷经卖书,连包经书的经板也被取走另作他用。更有甚者,连庙里的铸钟都不放过,将其偷走准备当废铁卖。幸好路上被人发现,将铸钟夺回,这口大钟才免遭厄运。”
2010年,香巴丹增出门开会,庙里三人留守(一个工匠、两个居士)。当晚,几个窃贼操着家伙摸进经海寺偷盗,居士和工匠吓得没敢出去。当时,这伙窃贼偷了三个佛像,包括一个左手持咔吧拉碗、右手拿月刀的“天行母”,还偷了一个铜瓶、一个唐卡、一个雕花的木板。
盗出文物后,他们将这些东西卖给一个人。其中,雕花的木板卖了几千元,买主将购得的文物拍成照片留存。买主的母亲信佛,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偷出来的,就把照片拿给正在开会的香巴丹增看。香巴丹增看了一眼照片中的文物,怎么看怎么感觉眼熟,但一时还想不起来。
令香巴丹增记忆犹新的是,开会时,后边有人突然在他耳边说:“那是你的东西啊!”他回头一看,没人呢。过会儿,这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你的东西,怎么不好好看着呢!”这引起了香巴丹增的警觉。他找到了那老太太,要来照片看,一对,果然是自己庙里失窃的东西。他到了老太太家,拍了照片,然后找到有关部门请求帮助。有关部门找到那家人说,这是庙里的文物,很贵重,必须归还经海寺。这家人也还知趣,知道倒卖文物是犯法的事,就将这些东西物归原主了。有关部门要追究买主的责任,香巴丹增说:“只要东西回来就好,其他责任就不要追究了。”
以前,经海寺有两个喇嘛,现在只剩香巴丹增一人。他每天吃得很简单,只一饭一菜。有时外地的居士来烧香拜佛,顺便给他带点好吃的,免得他过得太清苦。香巴丹增不喜欢外面的喧闹世界,外出最多待两天就回来,他愿意在经海寺这清净的方寸之地生活。香巴丹增像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细心看护着小小的经海寺与这百年的《大藏经》,他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