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罐罐母亲

文图/瞿军（四川） 编辑/雅贤

　　在我印象中，从童年时代起，母亲的身体就十分不好，经常住院，尤其是在春、冬两季比较寒冷的季节。那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姐姐上山下乡到另外一个偏僻的县城落户，当了一名知青。哥哥也下了乡。父亲在工厂上班，整天忙于一家的生计，陪伴、护理母亲的责任，就落到我小小少年的稚嫩肩膀上。

　　母亲的病，比较复杂，也比较多。一是身体虚弱，二是风湿性关节炎、头晕等病。一病起来，势头很猛，不得不到厂医院住院部住院。

　　那时，正上小学的我，每天都起的很早。背上书包，先一路小跑到住院部，看看母亲，为母亲打好暖水瓶的开水，到食堂买早餐。母亲服完药吃早餐时，我也一道在那里吃点馒头、稀饭。当时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早餐馒头、稀饭不定量吃，对我们那个贫穷小镇的普通人家来说，已算是比较不容易的了。早餐后，还替母亲做点倒尿盆之类的小杂事，然后又一路小跑到学校上课。中午、晚上，依然如此。住院部和学校，我一天要往返好几趟。好在两处都相距不远，就二十多分钟路程。那时，电视、录音机之类的稀罕物，我们小镇上的人都才听说不久，更谈不上奢侈地去享用。入夜后，每户人家的业余生活都十分单调，夏暑乘凉，寒冬围着炭炉烤火。要不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打纸牌，孩子们在院里、果林或庄稼地中捉迷藏，直到晚上十点左右，父辈们呼唤找人，才余兴未尽回到家中歇息。母亲一生病，我在医院都呆得很晚，也不能同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一般晚饭后，就陪伴母亲在紧挨着住院部流过的岷江散步。

　　夕阳西下，晚归的牛羊，宿林小鸟的吵闹，和着农家小院里飘起的袅袅炊烟，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边走边听母亲讲述她小时候的生活，讲我未曾见面就过早去世的外公、外婆。依偎在母亲身边，成为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一年接一年过去，我长大到青年时，母亲的病依然如此，常年都离不开药物。煎熬中药的味道，常常弥漫在家里。全家人早已习惯了那种气味，母亲也成了厂里几千号人中有名的“药罐罐”。

　　一九八五年后，我离开了小镇，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开始了在峨眉、深圳、成都等一个又一个城市里颠沛流浪，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向。在外奔波，不管有多少艰辛苦痛，每年的春节，总是要挪出时间披星戴月赶回老家，与父母亲人团聚，陪伴他们度过一个祥和、幸福与和谐的节日。每次回家，母亲的病痛成为我最关心的问题，短暂的几天时间，尽己之力为母亲买药问医。而母亲，总是拖着那副病体忙前忙后，不管怎么都要亲自去农贸市场买我最喜欢吃的菜食，亲自下厨，做好后，微笑着坐在一旁，看着我一点一点吃到肚里才算满意。

　　一边吃，一边听母亲唠着家常，厂里哪位我熟悉的叔叔去逝了，哪位阿姨又患了什么癌。母亲讲完这些，总是心态很好地说：“管它的哟，我也知足了。一个厂里出名的药罐罐能拖到今天，哪天离开你们我都无所谓。”母亲那种平和，那种安之若素对待生与死的态度，让我景仰，却又似一块沉重的磐石压在我心头，使我担心，担心亲人生死离别那天的到来。常年在外漂泊，使我愧对家乡的亲人，更愧对病歪歪需要照料的母亲。归去，归去，每天都有一种亲切的乡音在催促我，催促我漂泊的心。

　　二零零八年，大地震后的几天，母亲突然走了。最使我终身痛悔的是，那最后的时刻，我正在从绵阳赶往乐山老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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