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特稿

远古的回响

——辽宁朝阳德辅博物馆馆藏史前陶鼓探究

文图/张婧 编辑/褚驹

　　一件史前时期的陶鼓（图一），静静地“站”在德辅博物馆陶器展区一隅。它是从远古走来的先民乐器，曾经响彻辽阔的北方热土，承载着几千年前红山先民们对神灵的呼唤。

图一  德辅博物馆馆藏陶鼓

　　2016年下半年，德辅博物馆迎来了这尊造型奇特的缸形陶器，材质为夹砂灰陶，通高35.5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3厘米，透着一股粗犷之气。细细考究这件器物，整体呈缸形，说明形制基本脱胎于实用器，而在靠近口沿3厘米处有一圈共17个小孔，腹部对称的两个兽头，略有残损，且分布着一周鹰嘴状倒钩的突出共13枚（图二），显然，它们是为了挂住某些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查阅古文献后发现，该器和《周礼·春官》中的土鼓记载非常相似。《周礼·春官》记载：“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孙诒让《周礼·正义》：“缶不冒革，则是土音，此土鼓瓦匡而冒革，则是革音，与缶异也。”知土鼓实即为陶鼓，为敬鬼神之器。以瓦为匡，以革冒之，以蒉桴击之。土鼓非土音，而属革音；又“中春，昼击土鼓……”汉代人对土鼓的注解是：“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也。”《周易通卦验》记载的更为确切：“冬至，鼓用马革，夏至，鼓用牛皮。”可知用以蒙鼓为面的材料亦是不同的，甚至还有冬夏的季节性之分。这件陶器是否就是古文献所说“以瓦为框”的土鼓？也许当人类开始能够制造陶器，创造各种生活器具或生产用具时，其中的一些器物所发出的声响就启发了先人制造乐器吗？将缶、罐等一类生活器皿的口部简单地蒙上动物的皮，用土块、骨木或手等敲击，就能发出砰砰声响，这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土鼓或陶鼓了，因此有观点认为，最早的鼓应该是由远古的先民使用的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所演化而来。关于土鼓的记载，较早的是《周礼》。

　　研究发现，史书记载和这件缸形器物大体相似，但也有区别，土鼓是两面蒙牛皮，这件陶器则是单面的。通过对陶器发现地的研究，推断这件陶鼓属于泛红山文化时期赵宝沟文化类型（赵宝沟文化，距今约6400-7200年，是继兴隆洼文化之后，在西辽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并对红山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又一支重要远古文化。其主要经济形式为原始农业，狩猎经济占有一定比重）。可见这件陶鼓的诞生年代，要早于《周礼》所诞生的年代，而鼓的发展则是从单面鼓到多面鼓、由实用器向祭祀礼器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多方考证，最终确定这件陶器是先民用的土鼓。

图二  陶鼓局部

　　远古时期的鼓分木鼓和陶鼓两类。木鼓在地下早已腐朽，而陶鼓则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陶鼓成为先民生活状态的见证。在远古时代鼓是多种多样的，有陶釜形、罐形、葫芦形、束腰形……陶鼓和陶埙、骨笛、陶响器、陶铃铛以及石磬，构成了红山先民们起舞奏乐，以乐侍神的精神寄托，奠定了原始乐器的发展基础，这些陶制乐器，在远古先民的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陶鼓在氏族祭祀、庆典舞乐、征战狩猎中被广泛使用，不仅是乐器，还兼具报时报警、传递命令信号的作用，更被尊奉为通天神器。陶鼓虽然属于单面鼓，制作看似简单，但却蕴含着非常巧妙的制作工艺，鼓身除了具有共振的扩音作用外，两侧的兽头在演奏中也能起到平衡受力的作用。他们利用湿皮革在干燥过程中的收缩性，来制作鼓面，把刚剥下的皮革，按照鼓面的大小裁剪下来，边上挖孔，穿在器身上，下边紧紧挂在突起上，待皮革在干燥过程中自然收缩，就能紧紧地绷在鼓面上了。先民们敲打着皮革鼓面，通过鼓面的共振和声孔的扩音，震耳鼓声便由此发出，显示出红山时期先民们的智慧和才能，让今人叹为观止。

　　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古文献所谓“鼓琴瑟”，就是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声作为引导。鼓的文化内涵博大而精深，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着人类，远古的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俗可以是民间的欢庆锣鼓，雅可以进入庙堂祭祀和宫廷宴集。从原始的陶鼓、土鼓、皮鼓、铜鼓，一直发展到种类繁多的现代鼓，可以说，鼓是最为人们喜爱和广泛应用的乐器之一。至今，还留下了“金鼓齐鸣”、“鼓乐喧天”、“闻鼓而进”等成语。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  鼓甚至被人们赋予神秘的色彩，有记载“鼓法天，钟法地”，将钟鼓于天地并论，可见鼓在先民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  于鬼神。”注：“土鼓，筑土为鼓也。”《黄帝内经》载“黄帝与蚩尤战，玄女制夔牛鼓。”《易经》所载，“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里描写的是，打了胜仗的人们归来后举行祝捷活动，胜利者又是击鼓，又是唱歌，一片欢腾，而打了败仗的敌方战俘“或罢”、“或泣”的悲戚情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有一种怪兽，“东海有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眼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传说黄帝也用这鼓，鼓舞虎、豹、罴、豺诸部落战士的士气，战胜了东方强大的蚩尤部落，扬威天下，横扫八方。夔和雷兽都是传说中的神兽，以此烘托出先民心中的崇敬和敬畏。

　　这件陶鼓鼓身斜直，高达35.5厘米，平底，底部也有一声孔，恰好可以屈膝而鼓或坐奏而鼓。当然，置于架座上敲击，更能方便演奏者。至于打击陶鼓的用具，则可以是手、土块、兽骨或先秦古籍上提到的用草扎成的鼓槌——蒉桴。陶鼓向我们展现了红山先民的音乐发展历史和脉络，最初是从打击乐开始，产生了磬、鼓，然后是弦乐，最后才是管乐。毫无疑问，这件陶鼓见证了中国早期乐器的发展，这些从远古走来的陶鼓见证了先民们曾经的生活状态，见证了他们载歌载舞的精神寄托，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内蒙古、辽西地区文化类型非常丰富，是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兴隆洼文化的核心区域。早在8000年前，人类就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近年来，考古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北方文化的认识：9200年的制玉历史，形制丰富的龙形形象，唯玉为葬的礼制雏形，高规格的坛庙冢祭祀群，中华共祖的女神头像……无一不震惊世界、享誉全球。遗址中都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素面陶器和彩陶器，尤其是位于朝阳市下辖的建平县及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格外引人注目。牛河梁遗址以坛庙冢著称，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其中第二地点三号冢又称大型祭坛，为三层同心圆形制，同心圆直径由外向内分别为22米、15.6米、11米，且每层有0.3——0.5米层高差，紧贴祭坛石砌台阶还立置了成排的筒形陶器（图三），该类陶器上无盖，下无底，口沿外撇，腹部略外弧，多施以“之”字纹彩绘，于是有人认为该器即为红山文化中的“陶鼓”。仔细考究，其实不然，据考古资料可知，史前乐器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的各历史阶段均有发现。

图三  牛河梁出土筒形陶器

　　比如：红陶鼓（图四），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前），1958年出土于郑州后庄王遗址，一批共14件，形制大致为三类，灰陶、红陶、黄陶各属，图中一例通高55.5厘米。

图四  红陶鼓

　　红陶亚腰鼓（图五），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前），1959临汝大张遗址出土，泥制红陶；呈亚腰形，胸稍外弧、收细腰、下腹圆鼓，上有一圆孔，口部微敛；鼓沿下有一周鹰嘴状钩14枚。通高64.0、口径29.7、下腹处圆孔径3.8厘米。

图五  红陶亚腰鼓

　　内乡朱岗陶鼓（图六），仰韶文化时期，泥质红陶，高26.5cm，喇叭状鼓首，外径14cm。1988年发现于河南内乡县茨园村杨献家中，现藏内乡县衙博物馆。朱岗遗址为一处含有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鼓面上所绘的柳叶状纹饰言，当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图六  陶鼓

　　1986年3月，兰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永登县大通河东岸的河桥镇乐山坪一带，发现一批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陶鼓。这些喇叭形器物具有较明显的早期马厂类型文化特征（图七）。

图七  陶鼓

　　诸多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史前陶鼓的几个必备条件：1.具备绷紧皮革的革丁；2.具备穿绳固定皮革的孔；3.具备发音的音孔；4.早期的陶鼓应该有从使用陶器演变过来的雏形。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的陶鼓形制便值得探究了。出土的陶鼓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陶鼓的制造，判断是否是陶鼓，最重要的标准就是鼓匡上是否可冒革和如何冒革，冒革就是陶鼓以革为冒，在鼓上蒙上皮革，一般来说，陶鼓的鼓匡用泥土烧制，口上蒙以湿牛皮或马革，干燥绷紧后用兽骨等敲击发声。有研究陶鼓的学者称突出部分为“革丁”，它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装饰，而恰好相反，它们才是最具重要用途而且能决定其器物名称的主要标志。革丁的作用是在冒革时，将皮革的边缘在小孔处固定后，再用绳索交叉缠绕于革丁上将鼓面绷紧，此类冒革方法现仍用于非洲木鼓。革丁下方钻有两个圆孔，口径2.5厘米，底部也有一圆孔，口径2厘米，所开之孔正是为了散音产生共鸣或者在敲击鼓面时使产生的气流易于逸出有关的多功能设置，是能使声音不再沉闷而更为洪亮的一种措施，也是“土鼓”演化进步的一种象征。

图八  德辅博物馆复原的陶鼓

　　根据目前已知的馆藏和考古挖掘出土的陶鼓所知，该鼓可能是最早的史前陶鼓，可以称得上“红山文化第一鼓”甚至“中华第一鼓”，更以其年代之久远深得世人的关注，为我们研究古史传说时代华夏的音乐生活以及原始乐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陶鼓的复原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塑造陶坯，窑室温度达1100℃，烧制9个小时，终于在十多个陶坯中烧制成功3件陶鼓复制品。鼓面的制作选用的是牛皮，而且是尤为结实的水牛皮。制作鼓面前，先将牛皮进行浸泡，直至牛皮变软，有韧性。牛皮处理得当以后，裁出直径稍大于鼓面的圆形，以陶鼓口沿下的固定孔为标志，各边角穿孔、系上麻绳。而后蒙上鼓身，置于台面，将牛皮上的各条麻绳向下固定于“革丁”之上，并在期间调整麻绳，助力牛皮拉伸，直至轻敲鼓面，传出来的声音洪亮、匀称且悠远，可见古史中有关“土鼓”的传说记载并非毫无凭据。再放置于通风处经过阴干，这样，一个曾由红山先民之手制出的陶鼓，在如今，我们怀着虔诚的心，再次重现了它的风采与洪音（图八、图九）！

图九  复原陶鼓

　　辽宁考古专家华玉冰认为：从原物造型看，符合土鼓的特征，年代也不晚。类似的实验考古活动如果有音乐方面的专家参与，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朝阳舞蹈专家于黎辉从音乐专业角度的看法尤为关键，认为陶鼓的音色特点是中音通透，高音明亮，鼓面要是大些共振强，低音会浑厚些；朝阳音乐人李瑞明则表示陶鼓有古朴的声音，远古空灵，和当代的鼓声有所不同；专业鼓手李金佑亲自体验了陶鼓的演奏效果后，认为陶鼓音色优美，接近非洲手鼓（图十）的效果，能清晰地分出高、中、低音，它的发现会颠覆一般音乐人对国内鼓乐历史的一些看法，极为罕见。

图十  非洲手鼓（现代鼓）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国史前陶鼓流行的主要区域为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中黄河流域还可分为两个亚区,与之相对应的是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从而形成了五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陶鼓文化圈。各部族的文化在古史传说时代都已出现了“礼”。礼乐文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石，《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乐是天地间的美妙声音，是道德的彰显，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气魄何其宏大！所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此乃陶鼓之韵律所达。

【本网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