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之忆

文/瞿军（四川）  编辑/雅贤

　　现在的人也许是吃腻了大米、白面，再加上各种媒体反复宣传，说人要健康，多吃粗粮，许多人家纷纷吃起了小米、红薯和玉米之类的五谷杂粮。红薯，老家人把它叫红苕，从小到大都这么叫，因此一直改不过口来。曾在市场上听到一位买菜的大妈说：“红薯蒸饭很好吃。”其实，不知这位大妈生活在城里吃过多少红薯。反正，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红苕并不那么好吃，也不那么美味。

　　上世纪七十年代，姐姐、哥哥按当时的知青政策，都下放到远近农村扎根。姐姐下到沐川县干介公社，离家很远的大山深处，每年春节回家一次，呆二十天左右。哥哥离家近，就下到本地的牛华公社新丰大队，距家大约二十公里。哥哥一半时间早出晚归，一半时间待在家里。哥下放的生产队，相对比较富裕，一年可分三四百斤稻谷，百来斤玉米和六七百斤红苕。那时，城镇居民口粮按计划供应，每月二十八斤米面搭配，外加四两清油和两斤猪肉，让人总是感觉饥肠辘辘。因此，请人吃饭便是一般家庭中的大事。

　　哥的口粮分下来之后，全搬运回家，贴补家里的饥荒。红苕，便成为我心中最难忘的记忆。家里每天的伙食中，总少不了红苕。红苕蒸饭，红苕煮稀饭，蒸红苕，红苕汤，春节团圆桌上还有炒红苕干，作为零食。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花样翻新把那六七百斤红苕塞进我们家每个人的肚里。平心而论，红苕甘甜，食之有味，适量或偶尔食之，的确不错。但像我们家那样每日必有的吃法，便成为一种让人生厌的食物。红苕吃多了腹胀，放屁不断，因此家乡有句取笑他人的话说：你放红苕屁。

　　年年红苕，月月红苕，日日红苕。直到哥下乡四年后参军离开农村，我家饭锅里的红苕才基本消失。此后，多年没吃这东西。这些年，餐桌、菜篮子丰富之后，红苕之类的杂粮在城里饭锅中极为常见。人们早已不为填饱肚子而发愁，把它当成了一种补充营养的食品。

　　时过境迁，相反是，这些年久不尝红苕，倒有几分挂念。时不时在街头买个烤红苕尝尝，别有一番甜甜的滋味。一样的红苕，因岁月变迁，成了不一样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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