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追神韵 正气满乾坤

——皖北馗王苏磊写意人物作品赏析

文化信使/秦首先 编辑/雪盈尺

　　“浩然正气一忠魂，驱鬼镇邪威风凛，钟公仍须握此剑，只缘妖魔未绝尘。”这是素有“皖北馗王”之称的当代书画名家苏磊先生为钟馗造像的自题诗。当我吟诵着苏磊的诗句，欣赏着苏磊的作品，心生无限敬意。他不仅国画人物创作得独居风骨，而且通晓音律、棋谱、文学、哲学。他多才多艺，是当代最具有人文情怀的民俗艺术家，他把民间的钟馗文化注入了人文精神，成功实现了民俗画种的新突破，逐步形成了飘逸清雅、遒劲洗炼的笔墨语言特色和除恶扬善、慑人心魂的正大气象。

　　苏磊毕业于河南工艺美院，艺名鬼见愁，授业于著名美术教育家、版画家李天瑛教授门下。在京期间，他师从著名国画大家史国良和范扬先生，同时研修于中国人民大学任惠中导师高研班。苏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民俗艺术创作，是安徽省中青年民俗书画创作的领军人物。他潜心研究任伯年、吴昌硕、潘天寿、黄胄等大师笔墨意境，立足传统，锐意创新，并不断尝试当代新水墨创作技法。他主攻写意人物，尤其擅长画钟馗。近几年来，他的作品深受导师陈政明、华其敏、范杨等众多大家的赞许和指导，并得到岭南派国画大师罗鼎华老人的真传。范扬先生称赞他的写意人物“画尽其神，独步生风”。他是中国民俗艺术创作中的“百变圣手”。

　　纵观苏磊作品，“求变出新”是他写意人物画的最大特色。

　　钟馗文化作为中国民间艺术长河的一脉，已经传承了1000多年。民间描绘钟馗相貌奇异，豹头环眼，铁面虬鬓；虽给人以丑相，但他却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平素正气浩然，是位刚直不阿的“万应之神”，他负载着特定的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特质。苏磊深谙民俗文化在国画中的重要性，他依据民间百姓的精神诉求和精神仰仗，植入自己独特的想象因素，大胆求变，把钟馗题材多元化，图式多样化，笔墨语言独立化。

　　在中国民间，钟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如何让中国民俗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新的突破已经成为苏磊的首要课题。近年来，他首先从内容题材上求宽求变，变单元为多元，更贴近老百姓生活，接近老百姓的精神诉求。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捉鬼镇妖，有的卖酒开店；有的遛鸟戏童，有的抬头见喜；有的张灯夜读，有的踏雪夜巡；有的浩然正气，有的招财纳福。在这近百种题材各异的形象塑造中，他们或坐或卧，或醉或醒，或悠闲或凛然，或怒目或笑颜。特别是他的《百变钟馗》长卷，写尽了百姓美好愿望，抒发了作者内心感怀和愤懑，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正大气象的精神寄托。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凡是能涉猎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内容，都能纳入苏磊创作视野之中。他曾直言，“我的写意人物作品都是为百姓大众服务的，要接地气，要充满生活气息，让人们有一种强烈的灵魂依附感。”

　　一种信仰观念一旦依附于物质载体后，会加快其流行的速度，扩大其影响力，更有利于民俗文化的积淀和传承。苏磊的钟馗作品，其图式并没有当代学院派僵硬的程式化套路，随情随景随内容而变化，其笔墨语言更加洗练独立，充满了无限创造的可能性。苏磊笔下的钟馗造型介于“奇丑与俊美”之间，而更倾向于民俗中审丑式的“逆美”。 众所周知，“丑”到极点就是美，大丑之中有大美，这是审美心理学，也是美学辩证法。大丑中必有大美，丑钟馗又是美的，美在性格，他性格刚烈；美在个性，他嫉恶如仇；美在心灵，他心存感恩。这种“丑馗”形象是艺术的表现，不是客观的再现，是艺术美而非生活美。

　　苏磊的作品根植于传统，根植于民间，在百变之中追求人物的神韵。他多年来一直研究范曾的人物画创作技法，汲取海派大师任伯年的笔意，借鉴没骨宗师浑寿平的技法，探索出一条不与俗同的清新画风。他的钟馗作品既不同于民间塑造的“凶丑”形象，也不同于范曾笔下“国字脸”的浓眉大眼、英俊威武。他从范曾的铁干银勾风骨中逐渐走上了自由抒写之路，心手交应，物我两畅。其笔力劲健野逸，神采飞扬。他的这些钟馗作品表现是宽泛多变的，线条或粗犷雄强，或细腻精致；敷色或惊彩绝艳，或清淡素雅水墨淋漓。既有当代水墨的印痕，又继承中国民间原生态艺术的精华，充分体现了苏磊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

　　《招财纳福》这幅作品，堪称苏磊的经典之作。作者饱含激情用粗狂的线条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钟馗形象：圆目剑眉胡须飞扬，手持利剑，身披红袍，特别是那对环眼和“人字”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难以忘怀的印象。右上方红色蝙蝠简洁明快，线条遒劲有力。整个画面展现出了钟馗的傲然正气，流露着人们驱邪纳福的美好祝愿，那对坦露的双肩，彰显钟馗心胸磊落不拍鬼邪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飘然的衣衫又显现出钟馗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雪中行》这幅钟馗画作，线面和色彩对比鲜明，钟馗头部主色调为黑色，胡须、眉毛采用破笔撕毛法，线条硬朗爽快，清晰逼真，开脸精细生动；而身体部分主色调为红色，衣服泼彩洒脱飘逸，层次鲜明，转圜自若，一蹴而就。这幅作品造型严谨生动，背景凝练干净，钟馗的眼神、手势、开脸、表情迥异，但皆传神。即便是同一主题创作，他也不断加以“变奏”，绝不会重复或抄袭自己。足见作者对人物表情的娴熟把控。

　　以书入画，强调作品的写意性，突出人物笔墨的对比关系。是苏磊写意人物的另一看点。

　　书画同源，中国画是线条的艺术，线条的粗细、长短、强弱决定了艺术品的优劣。如何充分发挥书法艺术线条形态和节奏规律在绘画中的妙用，这是中国画区别其他艺术的关键所在。苏磊深谙此理，他从二王书法人手，以《圣教序》为临本，苦练行书多年，同时，他反复临习米芾的《淡墨诗帖》和《晋纸帖》，汲取古意，使其书法具有古拙、随性、率真的特色。行笔流畅明快，心手相映。他在写意人物画特别是道家和佛家人物画创作中，以“写”代“画”，以行书笔意的线作骨，注重线条的音乐性、韵律感、节奏感，追求提按转折变化，偶尔用方笔枯毫斜势入笔，使线条呈现出老辣苍劲的风貌。

　　写意大师潘天寿强调，作画要从实处入手，从虚处用尽。大写意画，执笔宜稍高，运笔需悬腕，如书家写行草书。苏磊铭记大师教诲，秉承传统，不断开拓民俗艺术新视野。《开门见佛》是苏磊写意人物画中难得的逸品，这幅作品线条清爽明快，用笔浓重大气，华滋浑厚，两扇开启的水墨大门，墨色纯一丰富，一左一右平衡了画面粗细线条与红色色块和衣服留白之间的强烈对比。作品浓淡、虚实、明暗、干湿、曲直、大小写意等对比强烈。特别是人物造型生动准确，趣韵无穷。他以最少最简洁的笔墨，表达了无限丰富的内容，他用最少的凭借，表达了最丰富的佛家这一物象。

　　苏磊在创作中恪守不学当代学古代，不学流行学经典的艺术主张。他师法任伯年，娴熟他的笔意。他笔墨放纵野逸，设色明净清雅，供图简约稳重，配景简约明了。他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超越自己。《山林雄风》这幅作品画风简约自然，笔墨自由洒脱，是苏磊近两年的一幅经典作品。这幅作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设色淡雅清丽，笔墨语言十分丰富。这幅作品以水墨为主调，层次分明，没有更多复杂的色彩。其配景寓意深刻，象征着浩然正气和人间正义永世长存，万古长青。二是对比强烈。钟馗头部刻画栩栩如生，而身体衣服却笔墨寥寥，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衣服线条粗细变化，干湿、浓淡、繁简对比尽在自由收放中……

　　以诗入画，以诗释画，不断追求作品新意境和新趣味，使民俗画种融入到新文人画之中。这是苏磊写意人物画的新亮点。

　　中国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印”四位一体，以诗为魂，追求意境，有浓重的表情达意的抒情性特征。这些画家以诗的表现性、抒情性、写意性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不拘套路、任性而为。而“新文人画”是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他们不满近现代“中国画”用写实主义造型观代替文人笔墨的韵味，更加强调对笔墨韵味和与“书法书写性有关联的绘画性”的重新继承。苏磊不仅是画家，也是书家，更是诗人。通读他的《百变钟馗》长卷，其作品明显具有诙谐、泼皮、庸懒世俗化的反叛意识，其书法题款追求稚拙、歪斜、险峻，尊崇“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从表象上说，苏磊已经打上了21世纪新文人画家的标签。

　　“宽衣解带入洞房，恨福来迟吓新娘。如此丑貌惊鬼神，有痴偏爱挂南墙。”这是苏磊为《喜从天降》这幅作品配的一首打油诗。诗文诙谐，朗朗上口，信手拈来，毫无雕琢的痕迹。在《钟馗送财》中苏磊写意了一组三驴驮宝、神犬领路、钟馗押运的生动画面，其背景是春风拂柳，燕雀歌唱。画家即兴题诗一首：“一轮红日东方晓，春风满面乐陶陶。踏遍青山人未老，钟馗送财携三宝。” 虽然其诗韵脚有待推敲，但却充满的文化自信和乐观主义精神，为民俗艺术打开了一扇窗户，恰似暖流入怀……“左手持剑右摇扇，招财纳福送平安。呈德吉祥财源广，恭喜大贵福满堂。”“一身傲骨留芳世，千载英明照汉清。驱邪万古传佳话，惩恶扶正留美名。” 像这样信手拈来的打油诗，在苏磊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找到，诗已经成为苏磊写意人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画面的一种特殊符号和线条。

　　中国传统文人画，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艺术模式，承载了上千年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识和造型观念。苏磊在追求书写造型传统回归之外，特别钟情“全色彩”没骨法，在同一幅作品中，线条虽占主导地位，而彩墨和水墨晕染却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别具风味，这一苍笔墨韵，形成了苏磊写意人物的情感符号，这是“苏式笔墨”与精神的结合体，是画家艺术生命的墨痕。“一袖飘然一布囊，别有天地此中藏。破衫定是拈花悟，非颠非拙亦非狂。” 这是画家借《弥勒》而映射隐藏在画中内心深邃的情感世界呢？还是跨越无限时空续写佛道有缘？

　　“敬绘钟公二十年，孤灯独影远浮烟。莫非此法前生定，接引当年终南山。”苏磊是聪慧的，勤奋的，坚韧的，阳光的。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有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亮相皖北，亮相首都，为中国民俗艺术再添一抹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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