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票康家屯古城  世纪之交的发现

文/张松 图/辽宁省博物馆  编辑/立军

北票康家屯城址出土陶鼎

　　从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村小波台沟往北约走一里地，是大凌河与牤牛河的交汇处，在大凌河南岸一个二级台地上，有一处位列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城址，这是一个在地图上也找不到标示的地方。

　　1997—2001年，为配合白石水库的修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500平方米，该城址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北部被大凌河冲毁，推测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一座大型石城址。

　　该城址面积之大，遗存之丰富是同时期文化所少见的，由于城址座落在康家屯村，因此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康家屯城址”。

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古代城址

　　以层位关系为依据，并结合相关遗址出土遗物分析，康家屯城址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城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7030平方米，结构严谨。该阶段城址的城墙比较宽大、厚重，开有东门，城墙外附建有马面及角台。城墙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宽。城墙分段砌筑而成，内、外墙体用较大的青石板抹泥口压封垒砌而成，墙体内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及黄土填实，其中，南墙保存最好，全长95米、残高1—1.5米。东门位于东城墙中部偏南处，城门外左右两侧平行对称分布着两个短墙，短墙垂直于城墙，用青石板压缝迭叠砌而成。门道面阔1.7米、进深5.2米。马面与角台形状类似，结构及建筑方法也一致，平面为马蹄形，先砌建大半圆的墙体，墙内堆满碎石和泥土，形成一个实心的半圆台，构成一个马面或角台。第一期城墙外侧共发现马面4座、角台3座。

　　第二期城址的东、南、西城墙外均有城壕。城壕截面呈梯形，寰底，距城墙2.2米、深约3米。此阶段城址面积扩大，其中，东城墙的北半部分总体向东移建，残存1—9层砌石，残高0.06—0.66米；南城墙的第一期的西南角台处向外挪建0.6—0.7米，并将西南角台改直向西扩建，扩建长度约37.5米；西城墙整体西移，距离第一期西城墙32—35米，西南角台处由三道墙体组成，依次叠压。西南城角外侧为圆形，外接有一个马蹄形角台。此期除原有马面继续沿用外，另在东城墙上增设两座马面；西墙原有角台由于城墙的改扩建，均已封砌在新城墙墙体中，并在西南角处重置角台。

　　第三期城址的城墙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其经过修缮、增建或改建等加工，基本沿用第二期城址的城墙。该期城内遗迹较为简单，未见有明确的房址，仅发现有75个灰坑。灰坑大部分较浅，平面形状以圆形及不规则形为主，坑壁多呈锅底状，筒形坑则较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古城已出现了具有鲜明军事防御性质的“马面”与“角台”。马面与角台是指突出于城墙之外的建筑，用于从侧面打击攻城之敌，与主墙体的防御相互呼应，突出于城墙正面的称为“马面”，突出于城墙拐角处的称为“角台”，这些建筑物平面呈马蹄形。在东城墙，南城墙外均发现有城壕，距城墙约2米，截面呈倒梯形，寰底，上口宽约9米，深约3米，壕口内侧与城墙之间筑有厚约0.72米的城墙培护土。

　　从城墙的多次倒塌重建以及城墙、“马面”等遗迹存在的多处修补与改建来看，该城经过长时期的沿用。城的结构可说十分完备，基本具备了后世城的基本形态。首先从城的选址上来看，其北临大凌河，南为丘陵山地，东西为沟壑，利用天然地势营建成了防御性很强的城址；其次，城址东、南两面壕沟与城北面大凌河组成城址的外围防御体系，以宽深壕沟加大防御，使得城址易守难攻；再者，马面、角台等附属建筑使得城的本身结构更趋完备。

　　这种防御性较强的城址的出现，表明了当时战争的频繁，遗址中出土数量颇巨的石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辽西以至内蒙东部一带，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石城址，并且很多都是以一大带数小的格局出现的，并且很多段与后世长城相重合，有学者把这种石城址群称为“长城雏型”。

千年古城布局合理

　　康家屯古城的城市布局十分合理 城内大致可分为8个区域，各以院墙、隔墙、道路等隔开。院墙皆采用石板压缝，泥口垒砌，有宽墙、窄墙、弧墙、直墙之分，将城内分成若干院区、院落。院墙砌有院门和排水洞，有的水洞外侧砌成八字形。院区墙与墙之间为城内的道路，随着各个院区墙之间的走向，在城内以直、曲、折、交叉等形式互相连通。靠院墙一侧用较大的石板立卧，铺有高出地面约半米、宽约一米的石墁（màn，铺饰）道，以供行走，石墁道另一侧为宽0.7米的土路沟，供排水之用。房址分为大、中、小三型。大、中型房址的外围有用石板垒砌边缘为圆形或方形的防护台面，以免墙基被雨水冲刷。房址分圆形与近方形两种，较早期房址一般为圆形，防护土台也为圆形，晚期大体为方形，防护土台也为方形，有些无防护土台。有的房址墙壁采用青石板垒砌，有的用土坯垒砌。

古城出土遗物量大类丰

北票康家屯城址出土折腹陶罐

　　在康家屯的三期城址中，出土遗物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第一期的遗物较单纯，以陶器、石器及骨器为主。陶片火候较高，陶质坚硬，器壁多较薄；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陶器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集中于鬲、尊等器形。陶器的典型器形以鬲、瓮、壶、鼓腹罐、深腹盆为代表，此外，也见有圈足罐、碗、钵、纺轮、网坠等陶器。石器多为磨制，器形以亚腰形石器、钺、铲、锛、凿、刀、斧、镞、锥、杵、环为主。骨器有锥、凿等。

　　第二期的出土遗物中的陶器与第一期相比，不仅器形增多，泥质陶的数量大增，而且陶色上也存在着显著变化，即夹砂红褐陶器的颜色更偏红。该期的典型陶器有鼓腹罐、鬲、深腹盆、瓮等，其中，鬲的数量大增，此外也见有甗、鼎、钵、碗、甑、杯、纺轮、网坠等，另外，该阶段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底部穿孔的罐类标本。石器的数量及种类均有所增加，钺、亚腰形石器、刀、铲、斧、锤斧、凿、锛、镰、球、镞、环、杯、锥、臼、门轴石、杵、范、玦等均数量极多。骨器种类主要有锥、鱼钩、簪、凿、铲、镞、针卜骨及挂饰等。第三期出土遗物数量较少。陶器质地疏松，泥质陶数量减少，夹砂红褐陶颜色偏灰红。该期的典型陶器主要有瓮、壶、深腹盆等，另有少量的尊、盘、钵、纺轮、网坠等，此外该期还新出现少量的形体较瘦的素面夹砂红褐陶甗。石器的种类及数量均减少，器形主要有刀、铲、斧、亚腰形石器、镞、锥等。骨器仅见有锥、铲、镞等。

　　康家屯城址中出土的两样器物值得重视：彩绘陶鬲与青铜刀。彩绘陶是在磨光黑地陶器上以红、白、黄等颜料涂绘出各种纹饰，这种纹饰有几何纹、勾云纹以及类似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彩绘陶是在陶器烧制好之后绘彩，因此颜料并不稳定，容易脱落，推测这种彩绘陶器是祭祀用的礼器，而非日常用具。

　　青铜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柄背部铸成锯齿状，应是刀柄绑缚在木把上使用。这是辽西地区出土较早的青铜工具，刀虽小，却意义重大，正是这样一把青铜刀，标志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

　　康家屯城址中还发现了卜骨，铲形，应该是动物肩胛骨，上部有绑痕，有分布很密的钻孔而无凿痕，这与商代卜骨的钻凿结合稍有区别。卜骨背面无灼痕，估计是尚未使用过。

康家屯古城中蕴藏的历史玄机

北票康家屯城址出土陶豆

　　专家们经过样本取证和分析，认为康家屯城址建成与使用大概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左右。从出土遗物、遗迹来看，城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距今4000年左右，分布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是辽西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区域广泛，遗址堆积丰富，它以发达的三足器著称，器形有甗、鬲、鼎等，陶器多手制，局部慢轮修复，如器的口沿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可以分为西辽河水系区与海河北水系区两支，分别代表两大不同的族属。康家屯城址所出的彩绘陶与内蒙古大甸子墓地所出的彩绘陶风格相近，器形相类。城址的营建与分布在英金河一带的数千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传播着相同的时代气息。康家屯城址的发现，表明了辽西地区的文明进程绝不落后于中原。

　　康家屯先民的族属，推测与中原的商人有关。康家屯遗址属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专家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南下之后接受了当地诸多文化的影响才最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商文化。据学者考证，商人起源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百岔山，在辽河上游一带，商族后来逐步南迁，越燕山山脉，活动在今京、津、唐地区。据考古发现，康家屯城址所属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存在这样一种南渐的趋势，其分布从辽西到燕山以南，也是一个从早到晚的过程，这一点与文献正好吻合。

　　商的同姓诸侯孤竹国在商灭后依然活动在今辽西一带。上世纪70年代在喀左北洞村发现了一个铜器窖藏坑，其中有一件带“孤竹”铭文的罍，至今喀左一带还有叫孤竹营子的地方，似乎都印证了这种看法。从现有材料看，康家屯人的族属与商人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

　　从康家屯遗址发掘情况来看，城墙并没有一次性大规模倒塌的现象，而且城内的布局并不纷乱，也没有战争、地震等突发事件来临的迹象。所以城址并不是由于战争、异族入侵等原因而放弃使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城址的建造者离开了这里呢？康家屯城址出土较多农耕工具，这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耕属性相吻合。而康家屯城址的使用前后延续了约500年时间，在上古时期，农业还没有达到精耕细作地步，也还没实行轮休耕地、恢复地力的举措，前后500年时间的使用，地力早经耗尽，这大概是康家屯先民放弃城址的主要原因。然而康家屯城址使用下限刚好到夏末商初，城址的废弃是否与商人进入中原代替夏王朝这一历史大事有关呢？一切皆谜。

　　李维宇先生指出，康家屯城址周边的多数城址面积不大，均有石墙，并且没有发现超大型的城址（高一级的管理机构），因此很难看出不同城址之间是否存在管理或管辖的关系。这些城址均是生活居址，建筑单位彼此之间平等关系远多于隶属关系，城址内并没有发现像中原二里头文化那样的大型夯土台基，也没有明显的宗庙、宫殿区、独立的祭祀区等礼仪性建筑群，更缺乏中心性都邑城市，所以这个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只是各自独立的社会单位，类似于城堡性质的聚落群。由于这一地区多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平地较少，人口的增加对资源的利用就尤为紧张，出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人们相互之间发生抢夺、战争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一个或者几个聚落联合对抗、抵御其他聚落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条件下增强自己聚落的防御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康家屯城址出土的遗迹及遗物的分析，并结合该地区城址林立的现象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样是一个强大的王国，而只是一个分布地域较广、彼此之间独立性很强的一个大的聚落群的集合体。”李维宇定论道。

　　（作者系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本网声明

【本网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