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因文学而飞翔
文/刘文艳 编辑/昕晨
肖瑞雪 摄
有幸随同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美丽的巴拉顿菲莱德,出席中东欧国家——中国文学论坛,感到非常高兴。匈牙利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匈牙利文学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的鲁迅先生曾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引用了匈牙利作家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曾经鼓舞了许多中国年轻人,为理想、为真理、为自由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今天来到这里,与匈牙利及中东欧16个国家的作家,进行面对面的文学交流,感到非常亲切。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女性角色与文学,这个主题非常有意义。在中国,有许多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很有成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就是一位创作成就突出的女作家,是中国作家的杰出代表。今天出席论坛的中东欧国家的女作家也都是女作家的优秀代表,在此,首先向各位表示崇高敬意!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西蒙·波伏娃一语道破天机,掀开历史的面纱,揭示了女性如何成为“第二性”的巨大历史隐秘,即“女性”如何由自然的生理属性,被历史文化人为地划归为“另一性”的社会身份属性。这就注定要开启了一条女性被贬为“他者”,然后进一步客观地认识自身价值,直至走向积极的自我救赎之路。这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女性要超越自身弱点、超越性别“劣势”,求得更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要争取“自己的一间屋”,升华人性的光辉,获得自由自在的飞翔,必须寻求到一种途径,一种方式,一种载体,完成自我的有效表达。
文学,因其与女性天然的、本质的联系,自然而然地成为女性自我救赎的翅膀,成为女性与世界沟通对话、表达自我的媒介,成为女性与命运抗争的武器。可以说,女性选择了文学,文学亦选择了女性。勃朗特三姐妹、海伦·凯勒、伏尼契、乔治·桑、伍尔夫、紫式部、赛珍珠、阿赫玛托娃、杜拉斯、多丽丝·莱辛、蔡文姬、李清照、冰心、张爱玲、萧红、丁玲、张洁、王安忆、铁凝、迟子健……文学史为我们开具了一长串数不胜数、不胜枚举的名单,这里不仅有繁花似锦式的文学书写,更有乱云飞渡式的女性命运的解读。女性与文学,柔肠百结,难离难弃。
首先,文学是女性认识自我、倾诉内心、表达情感的理想方式。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投射,是对人类情感的表达,它恰好与女性的特质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女性因为众所周知的社会历史原因,始终被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形象而存在,她总是处于男性的、阳刚的、统治的话语霸权之外,女性长期处于社会历史的边缘而存在,她们只能间接地对世界产生影响,而非主导者。因此,借助文学艺术的方式,女性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自我内心最真实最隐秘的情感世界,女性自身在这样的表达过程中逐渐获得对“自我”的清醒观照。女性写作常常借助于梦境、独白、心灵呓语、日记体、恋爱婚姻、家庭琐事、身边故事这样的个人抒情形式,因为曾经的女性生活的空间与轨迹正是如此,看似狭小,却也是社会生活间接或直接的反映,女性的心理、情愫、才思,在这里找到突破与宣泄的渠道,她们的生活体验即是艺术体验。女性在这里书写自我,审视自我,最终形成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和定位。可以说,文学,是女性进行自我认知的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其次,文学是女性超越自我、走向觉醒、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它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反映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解析人类的灵魂层面的深广度,可以说,文学因为这种深广度而成为一切艺术门类的母体。从文化与文学发展角度来讲,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不仅带来了女性精神的全方位觉醒和解放,更使得女性有了明确的自我标举,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理论应运而生。女性与文学的关系不再局限于闺房之内,女性以文学为载体试图全面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世界。女性也因此走向觉醒,走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她们试图结束几个世纪的暗哑无声的境遇,试图改写由男性书写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莲娜·西苏所言:“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与文学的关系,不再是主体与客体、塑造与被塑造的简单关系,而是女性超越自我狭窄的内宇宙,唤醒主体意识,寻求性别的平等,全方位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通路。此时,女性与文学的依存关系获得了更宽泛的价值意义。
再次,文学是女性升华自我、完善生命、寻求人性和谐的良方。女性与文学相生相伴的关系,正经历着由浅及深,由内及外,由小我走向大我的过程。文学成为女性的重要生存方式,它的终极意义不止于认知、不止于超越,而在于升华、完善女性的生命内核,寻求与男性之间彼此的尊重、平等、对话、共处,从而走向双性和谐真正的完美的世界秩序。真正深邃的、有世界影响的女性文学写作,其实都不局限于女性生活一隅,而是展现出女性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似水的柔情,母性的包容力量,感念天地苍生,悲天悯人,走向人类共通的大情怀、大悲悯,审视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女性赋予文学更为深刻与宽广的内涵,文学反哺女性以生命的华丽绚烂、博大丰美,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惺惺相惜,彼此见证。如果说,文学的终极意义是对人类精神的呵护和拯救,那么,女性则扮演了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双重角色,女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积极地站立起来,抹平性别不平等带来的伤痕,不再缺席人类的呼唤,而是面向着全人类发声,面向着人类的终极意义发声,女性将因此充满和谐的生命活力!
以上是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文学对于女性认知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自我的作用。这次出席论坛,我还带来纪实散文集《爱的诉说》和这本书的评论集《大爱之歌》。《爱的诉说》书写了母女之爱、特别书写了作为女儿的我,在母亲得了绝症之后内心之无比痛苦,这痛苦来自于我对母亲的留恋和对没有更多关照母亲的忏悔,还有面对母亲生命濒危而无法挽救的无奈以及母亲去世后那撕心裂肺的思念。这本书的书写是伴着泪水的,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淌。《爱的诉说》出版之后,许多读者与之共鸣,并由衷写下读后感和文学评论,这些都收在《大爱之歌》里。母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痛苦至极,常常以泪洗面。写完此书之后,我的心灵得到慰籍,心情平静了许多。因为文学,让我的感情得到了抒发,让我的境界得到了升华,让我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思考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女性自我救赎的翅膀,是心灵抚慰和升华的良方,也是女性走向更高境界的有效之途。女性,因文学而飞翔!
(本文原载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2016年第6期)
小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