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书写时代与人民的伟大实践

文图/王充闾 编辑/赵盼

　　刘文艳文学起步较早，出版过多部作品。但我印象最深、也最为之感动的，是她最近的两部散文集：一曰《爱的诉说》，一曰《一纸情深》。应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朴实无华，纯任自然的，既无石破天惊、耸人听闻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奇特的结构，精巧的运思；可是，却能牢牢地抓住读者的心，使人动心动容，感发兴起，久久不能放下。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一些写作者迷失方向，随波逐流，粗制滥造，或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情况下，刘文艳能够独张胜帜，托举出自己的“拿手活儿”，以情而文，以情感人，着实不易，因而也更加难能可贵。关于《爱的诉说》，我说得很多了；现在想就《一纸情深》谈几点看法。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有“文如其人”之说；孟老夫子讲得就更明确了：“颂（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有的论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还举出一些实例（更多的在西方）。但我还是坚持从总体上考虑，不为个别事例所动，反正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要把养德和修艺统一起来。就是说，谈作品绝对不能离开作家。

　　无论是作为普通作家，还是作为省作协主席，刘文艳都踏踏实实、不折不扣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指示，突出在两个方面践行：一是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对于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二是坚持不断地深入人民，深入生活，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有了这样的根基、这样的底蕴，或者说这样的原动力，她就能风尘仆仆地走进田间地头，从雪花纷飞到山花盛开，多次走进贫困户“四处透风的三间土房”，与贫困农民结成贴心朋友，为其打井、盖房、治病等种种难心事操心尽力；她就能深入边海防女子巡警队和她们同吃同住，一道执勤，一道演练；她就能在盛夏7月，头顶似火炎阳，进行“爱民固边”巡礼，从黄海之滨友谊桥至渤海之滨止锚湾，在3000多公里的边海防线上，实地考察边防检查站、边防支队、边防机动大队、边防派出所和警务室，切身感受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她就能重走长征路，沿着当年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经张家界，转云南，走寻甸、禄劝，经丽江、迪庆，一路行军、考察、座谈、采访……已经是“坐五望六”的年龄了，但她常年坚持深入改革建设第一线，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我敢说，在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扎根基层、向人民学习方面，刘文艳是最踏实、最卖力，坚持得最好的当代作家之一。如果没有对人民、对祖国、对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深厚感情，没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的坚定信念，没有对书写时代与人民的伟大实践的执著追求，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此其一。

　　这就关联到刘文艳散文创作的另一强大支柱：真情实感。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审美情感的形象展现。文学作品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命的觉醒，它通过所描绘的情感世界传达出一种力量，让我们更自觉地去面对人生。文学作品的创造主体以及对象都是人，人的创作、阅读的过程，是人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生活情感、通过作品来唤起情感共鸣的过程。某一个作家将一个故事通过优美、生动的文字讲述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想象经验的积累，更为必要的是这个故事必须包含一定的情感取向、情感效应。

　　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正是在爱心的滋养下，刘文艳的散文中亲情、乡情、友情浓郁、丰沛，感人至深。她曾说过：“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的爱太凝重，太深沉，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她的爱已经融入了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每当我提起笔来写人、写事，我都会记起她，像她那样把真爱投入到里边去。”

　　在“党员干部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中，她先后三次走访贫困户赵恩海家，进行扶贫帮困：请医生为他和他的妻子治病，帮他们收拾住房、购置衣物和生活用品，最根本的是通过耐心细致的关怀、开导点燃起他的生活希望，树立起兴家立业的信心。她在散文《珍贵的回报》中，写了这么一段真情灼灼的话：“这些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做到，对于我的收入来说，也不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情。可是，赵恩海一家给了我深厚的回报：他的感激的泪水，他的弱智妻子有了灵气的眼神、他的女儿甜美的微笑，一家人对生活燃起的希望之火，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给了我最大的欣慰，使我感受到助人之后的快乐，感受到真诚感激的幸福。有什么比欣慰、快乐、幸福更厚重的礼物呢？有什么比这些更厚重的回报呢？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一家人深深的感激。赵恩海一家的生活将是我永远的牵挂。”

　　而爱，或曰审美情感的更高体现，是她通过书写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想要告诉社会，告诉作家朋友：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发展、进步，但是，周围仍有弱势人群，需要关怀，需要支持，需要鼓舞激励。同时，在这些普通人、平凡人的身上，有许多美好的品质，有许多美德的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会接受平凡，学会尊重普通人，学会从生活中感悟“仁者爱人”的至理。此其二。

　　其三，正是源于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深沉的热爱、灼灼的真情，因而作品具有朴挚、厚重和靠事实、靠形象说话的文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品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协调一致。

　　由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是普通劳动者、最底层的民众，或是亲人、乡人，或是残疾、患病人群，或是打工妹、钟点工，或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民警，都是实打实凿、勤劳敬业、不尚虚华的，因而作者的文笔也是平实、质朴、亲切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协调一致。不像有的作家写的是底层民众，而语言是花哨的，结构是西化的，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像八十老翁戴上一副蛤蟆镜，罩上一件蝙蝠衫，闹噱头，出洋相。记忆中有一首宋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怎）似满炉煨榾柮（木块），漫腾腾地暖烘烘。”相对于那些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这部散文集风格的质朴、气韵的清新，确是显现出鲜明的特色。

　　作者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是病弱、衰老、残疾人群，一方面是“80后”、“90后”活虎生龙般的精壮男女青年民警、战士。可说是两极分明，截然各异。但是，他们又有一点极其相似，那就是刚强、奋进，自强不息。

　　其四，这部散文集的文体特征也颇具研究价值。

　　大约同作者曾就职于香港大公报的新闻经历有关，她的散文带有纪实散文、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的特色，这从许多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副刊上也可看出。应该说，它是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的结合；概言之，一真二新。真实是它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现象的真实，而且是本质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再就是新闻性。一是事实新、思想新和语言新；二是时间新，讲究新闻由头，需要为此时此刻写这篇作品寻找一个充实理由；三是角度新，即选题角度、立意角度和表现角度新。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记实散文的要求是“事信言文”。也就是真实的纪事，以文学的形式、手法、语言出之。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文艳首先在调查采访上下功夫，全面地了解人物，事件的整个情况，充分地把握形象、细节；然后进行细致的构思、剪裁、选择和提炼；动笔之时，心中始终记怀着形象性与情感性。前者是外在的，诉诸视觉；后者是内在的，诉诸心灵。

　　以文学的笔法写真实的事件，在限制中发挥，于方寸间驰骋。真实性是它的灵魂，文学性是它的资质、风度，共同构成作品的魅力与感召力；反映在创作中，也构成了一种文体的张力。

　　在谈到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的关系时，作家潘向黎认为，在认识到文学性对新闻性的辅助、升华之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闻性对文学性的“反哺”：对新闻性的尊崇，既是对文学性的制约，也为文学性更好地走向大众带来新的契机，造就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新闻性的要求，也给“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注入新鲜血液，带来了风格的微妙变化。旨哉斯言！

　　（《一纸情深》，刘文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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