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自然·必然

——读刘文艳散文作品随笔

文/若木 编辑/昕晨

米铁成 摄

　　读刘文艳的作品，总会触动到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那种朴实真诚的感动。她的散文作品《爱的诉说》及《任是无人也自香》中美丽慈祥贤良坚忍的母亲、《外公的尊严》中外公高贵的品格、《珍贵的回报》中赵恩海“扭过头哭去了”的无以言表的感恩、《青春在这里闪光》中在生死考验面前临危不惧的80后、90后，《一纸情深》中带着温度的书信、《山花》中象山花一样美丽坚强的耿秀华、《大美无色》中寄情水墨丹青的抱儿峰抒怀、《绿柳情思》中对柳树秀美含蓄坚韧奉献品格的赞美、《难舍的礼物》中的那两双“用麻绳和布做底、用钩针钩织鞋面”的拖鞋……都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生动记忆，不仅眼泪为之纯净、纯粹、纯朴、纯真，更使心灵被那些故事那些人所洗礼所净化所感动。

　　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会议强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的前进的号角。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崇高使命，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但是，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繁荣着也曲折着、寂寞着也喧嚣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离生活、离人民群众、离理想信仰、离使命和责任越来越远了。比如，近年来的影视文学创作，呈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为市场需求而量身定制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并且，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一种的潮流和文化现象。虽然文学丰富、多元的表现形态，对推动其发展繁荣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不梳理把控，也会对繁荣文艺事业，影响社会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起到负面作用。

　　刘文艳的创作始终情系人民、贴近生活、根植沃土。一直以来，她把创作的热情和视点始终放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物和故事中，在文学的繁荣和喧嚣相拥而行的文化背景下，始终坚守自己的关切，用真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真实、朴素、感人的故事。关注普通人及普通人的命运，珍重普通人的朴素情感，讴歌普通人的品格和境界，发现挖掘普通人身上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是她一系列散文作品的共同主题。可以说，刘文艳的作品是对当下浮躁文风的逆反，是返朴归真的文学，是置身于生活深处有感而发的文学，是承载着使命和责任的文学，是带有方向性启示的文学。

　　作者发表在201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的散文《难舍的礼物》，围绕老同学亲手做的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讲述了一段与普通人凝重深沉的情感故事，表达了她对这份平凡礼物“始终难以割舍”的情感。“我”的关切、“我”的不舍、“我”的珍惜，都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作家心之的系，情之所动，价值观所在。在《山花》中，作家倾情营造了山花烂漫的美丽的诗意的情境，在这个背景下，深情地推出坚强乐观的农村妇女耿秀华。

　　作家始终把创作的视点放在最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尊重她们、珍视她们、欣赏她们、敬重她们、赞美她们，在她们身上发现真善美，帮助她们渡过人生中的难关。这是作家的品格，更是境界和胸襟。

　　她作为省作协主席，曾率辽宁作家一行从黄海之滨丹东中朝友谊桥至渤海之滨葫芦岛止锚湾，在辽宁三千多公里的边海防线上，实地考察了边防检查站、边防支队、边防机动大队，深入走访了十多个边防派出所和警务室，近距离接触的大多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边防官兵。《青春在这里闪光》是她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在切身感受了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之后，完成的作品。作品中那位为了免于渔民奔波，背着办公用品到渔民家办公服务的梁文龙；那个被村里临终老人儿子般念叨着的大魁；那个在“北风裹着清雪，寒气袭人”的北方，脱下冬装赤裸着上身，为战士们讲解动作要领的姚林；还不满30岁就牺牲了的教导员孙吉平；在穷凶极恶的歹徒把手枪顶上脑门而临危不惧的“辽宁省十大缉私先锋”王俊刚；在与挥舞尖刀的歹徒搏斗中，鲜血染红了手臂的孙超……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熟悉却已陌生起来的记忆。这样的故事曾经是陪伴我们成长及我们儿时就生根发芽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结的源头，商品经济让根植于我们生命中的大树枝叶凋零了。刘文艳的作品，唤起了我们熟悉的记忆，重新震撼到了我们的灵魂，引发了我们温暖亲切的怀旧情感和理想主义情怀，也扣响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警钟。

米铁成 摄

　　刘文艳的创作始终逆风而行，她乐于走出繁华，风尘仆仆地走进田间地头，走进耿秀华家“四处透风的三间土房”，在耿秀华家的土炕上，为她家打井、盖房、治病等种种难心事操心尽力，从雪花纷飞到山花盛开……她肯于远离喧嚣，深入边防，与那些在生死线上奉献着的战士们同吃同住，促膝谈心……她不为功利牵绊，倾情关注普通人，并和他们成为心贴心的朋友……刘文艳对普通人情感的珍惜，对朴素情怀的尊重，在奢华浮躁成为社会风尚的背景下，如久违的清风，带着清新扑面而来，给人以感动和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情愫和记忆，对我们情感心灵及世俗浮躁风气的都是一种净化和冲击，传达给我们的是作家的品格和境界。

　　一个作家，面对纷繁的世界，可以有很多选择，无论题材、内容、思想、语言、风格……刘文艳的选择出自天然，顺其自然，实则必然。她的生活道路、她的人生经历、她的理想信念、她的情怀品格，让她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她创作的方向和品位。熟悉刘文艳的朋友，都知道她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百姓情怀、开阔的政治文化视野及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使她自觉不自觉将她的综合素养及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行于笔端。

　　天然、自然、必然。刘文艳的创作与生活、与人生、与生命相伴而行，不刻意、不矫情、不追求。花开花谢、冬夏春秋，她在日子里沉浸，在生活中品味，在人生交集过往中感受感动写作，所以，她的作品自然天成。

　　在《任是无人也自香》中，写了母亲为人忘我的如兰境界；在《外公的尊严》中“展示了尊严在一个普通农村老人身上绽放的高贵”；《一纸情深》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母女情深的至真至纯的画面。

　　有学者评价刘文艳的作品“是心语，是生命之语”，“作者的诉说，来自于心灵深处、生命深处的至爱。因此，语言之水，随心而动，自然流淌，浑然天成。”她对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的挖掘和表达，她作品的思想品质及呈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人生生命相随，浑然天成，自然而然。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创作总根于爱”。 刘文艳的作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笔端，刻画最美人物，讴歌崇高精神，践行文艺使命，她作品的一系列人物——母亲、外公、耿秀华、梁文龙、大魁、姚林、孙吉平、王俊刚、孙超……在刘文艳笔下，都是最“平凡”的，也是最高尚的；是最“底层”的，也是最闪光的；是最“普通”的，也是最珍贵的。她对他们的赞美，归根结底，源自内心的情感。

　　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黑格尔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有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的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刘文艳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源于对亲人、对人民、对党、对民族的深情大爱。

　　《讲话》是对文学的呼唤，是对艺术家的号召，也是党中央为文艺指明的方向、提出的要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时代的要求，是文艺战线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艺术家必然的选择。

　　刘文艳的作品顺应了这一时代呼唤。这是一种源于生命的自觉，始于热爱，出于本色；这是一种来自心底的的呼唤，动之以情，感怀于心；这是一种品格和境界，关乎信仰，出自理想。

　　（本文原载于《海燕》2016年第1期，本网在发表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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