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文怀旧系列散文之二十一

倔强的二哥

文/孙宏文（广东深圳）

　　2012年的1月22日是除夕，这天下午三时许，住在海南的我收到二哥的儿子大伟的电话，说他爸住院了，并处于昏迷状态。大伟的电话过后，我心里惦记二哥，就拨回电话询问了几遍病情。大伟回答说：“一直昏迷不醒。”

　　此后，我心里一直不安。正月初二晚上，四弟洪武打来电话，说二哥病危，正准备后事呢。为此，一直有睡觉就关手机习惯的我，竟一夜未关机，也一夜未睡安稳。心里恐惧着，怕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凌晨五时，手机响了，我迅速拿起来。四弟洪武哽咽着说：“二哥已经咽气了。”虽在意料之中，但听到这消息，仍掩饰不住悲痛，顿时眼泪流了下来。因为我身在外地，在二哥去世时竟未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此时，二哥的音容笑貌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二哥的一生，是亦家亦工的一生，是艰苦倔强的一生。

　　二哥名叫孙洪彦，在家兄妹五人中排行老二。二哥长我四岁，当年应为68岁。许是先天不足，许是生活困难所致，二哥个子长得矮，大约一米五六吧，是我们家五兄妹中最矮的一个。二哥个子矮，小时候身子也很单薄。在我十几岁时曾听妈妈说过：“你二哥小时候，人小胆子也小，走路连一个小小的水坑都不敢迈。”二哥人虽然长得瘦小，但他既精明又很聪明，也很有才气。他不是手高眼低的人，是手笔相随。念书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优秀生，一直是学习委员，尤其是文科，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他的作文一直是学校范文。

　　二哥念中学时是在朝阳市第七中学，校址在朝阳县十二台公社。二哥念中学离家二十五里地，是自带粮食的住宿生，在校时大约每个月回一趟家往学校背粮食。想一想就知道，扛着粮食走二十五里河套路是什么滋味，那受的累不说也明白。二哥在中学念了三年，临中学毕业考高中时，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都说：“孙洪彦考高中很有把握，谁考不上孙洪彦也能考上。”可是，老天却偏偏开了个大玩笑，发高中录取通知书时，老师认为考高中没有希望的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二哥等到录取通知书发完，录取生上学了也没接到录取通知书。这时二哥明白了，自己没考上。学校老师和我的父亲感到意外和困惑，也深感惋惜。对此，父亲也曾张罗着去县教育局给查查分，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父亲也就是在家说说，可能是给二哥一个安慰吧，过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哥在中学念书时，记不清是1961年还是1962年放寒假，二哥把在校没有吃完的20多斤粮食扛回了家，那么远的路，累的程度可想而知。二哥扛着谷袋子到家墙外时，我正在路边玩呢，时间也就是上午十点左右。我见二哥扛着粮食袋子就赶忙去接，也许是扛得太久扎袋子的绳子松了，也许是我手没抓紧袋子口的原因，袋子口的绳脱了扣，谷袋子掉在了地上并撒出了很多谷子。此时，二哥很来气，什么也不说，带着气沉着脸，抬起脚就踢了我一脚，他的意思我明白，他都扛到家了，让我给整撒了。我自知理亏，什么也没说，赶紧回家拿来扫帚和簸箕把洒在地上的谷子收起来。在那困难的年代，粮食比金子还贵呀！

　　二哥中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二哥念书的那所中学。开学那天，爸爸在生产队借了一头毛驴驮上行李，二哥赶着毛驴把我送到学校。当年寒假，也是二哥牵着毛驴来到学校把我接回家的。记得二哥接我那天，学校食堂吃饺子，二哥和食堂大师傅挺熟，免费让我们哥俩吃了饺子。

　　二哥毕业没有复读就回家当了农民，可能过了一年左右，二哥便当上了生产队长。1964年搞“四清”运动，“四清”工作组看二哥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就准备把二哥送出去培训，培训后参加外地“四清”工作组。当时大队领导不同意，说我们要培养孙洪彦做大队后备干部。培训没有了，二哥就到大队当团支书。在二哥当大队团支书时，公社领导又让二哥去公社当团委书记，大队领导也是没放。两次机会，二哥都没有走成，也就走不出农村了。可能是命运的使然，二哥在大队当团支书值班期满，接到公社一个通知，让大队选3名条件好的青年进行体检，到地区汽车大修厂当合同制的轮换工。二哥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并通过了体检。二哥从此由农民当了工人，由农村进了城市。

　　二哥有才气，口才也好。他在汽车大修厂当工人期间，很有名气，发言不拿稿，这是以后我在大学念书时到大修厂时听说的、见到的。那是1976年，我大学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常常去大修厂看望二哥。有一次，我在二哥宿舍里，他让我帮忙写篇发言稿，一会儿厂子开会用，并为我找来一张报纸作参考。约一个小时多，二哥回来问我写完没有，我说还没写呢。二哥说现在写也不赶趟了，不用了，我不用稿子也能讲一阵子。我当时很汗颜。

　　二哥结婚在老家，嫂嫂是农村户口，当时叫亦工亦农。所以，二哥就把家安在了农村老家，在厂子一直住单身宿舍。二哥住单身宿舍，为我提供了方便。我在城里考大学，体检的五、六天里，我就在二哥的宿舍吃住。我每去一趟，二哥总是把床铺留给我，自己去外边找宿舍住。我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虽然同二哥在一个城市，但由于工作忙，特别是结婚成家后，就很少去大修厂去看望二哥了。

　　可能是在1983年，二哥得了病，爸爸和嫂嫂陪他到沈阳、天津和北京看病。医院大夫说想啥吃啥吧，时间长不了。大夫说过之后，爸爸和嫂嫂陪着二哥无奈地回到了家。到家后，二哥抱着一线希望看中医、吃偏方，奇迹竟出现了，病情逐渐好转起来。虽然病情有好转，但二哥一直在家养病不能上班，为此办理了病退。二哥年轻时没干多少农活，也没在农村受多少累，可在家吃药养病的日子里，二哥是一边吃药养病一边干农活，一家四口人的口粮田他全包了，从春种到秋收没有闲的时候。这样，一直干了30多年农活，直到去世。这三十多年，他也陪伴了孩子，一儿一女也都长大成人，分别成家立业。他暝目了，他无虑了，泰然地走了。

　　二哥这后半生，把没做过的农活都做了，把没受的累受了，把没受过的病痛的罪也受了。他是先轻后重，先甜后苦。其实，二哥没享过福，自己没单独下过饭店，更没有在饭店甩过大盘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过着普普通通的、不缺吃少穿的农家生活。二哥的一生，吃穿极其普通，吃的是农家饭菜，过的也是农家自给自足、自耕自食的日子。在穿戴上，二哥当工人时，在家总是穿着工作服，没置办过时兴的高档的服装。二哥在家养病为农的日子，我见到二哥总是穿着一身兰制服上衣、青色裤子。除冬天外，总也不戴帽子。

　　二哥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怀才不遇、不能得到发现是没有遇到伯乐，也是自己正直和性格倔强所致。这些可能是他终生的遗憾。

　　二哥的一生，没有特殊的爱好。烟是过路烟，在抽与不抽的两可之间，扑克、麻将也都会。那么精明的人能不会玩吗？但他不爱玩。他曾和我说过玩物丧志，当农民玩上了瘾，会耽误农活的。

　　我还记得，2010年夏季，我从海南回家来去妹妹洪珍家，我和二哥、四弟睡在一个大炕上，哥仨睡在一个大炕上已经是四十多年没有的事了。在火炕上，我和二哥拉家常说旧事，唠嗑到后半夜。记得当时，我当笑话谈起洒谷子挨了一脚踢的事，问二哥是否还记得。二哥嘿嘿笑着说：“咋不记得。”我又怎能忘记，见二哥最后一面是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我老伴儿周年祭上。

　　时隔两个月，二哥就匆匆走了。虽然我的心情很沉痛，但是按二哥先前得病仅能活数月的医生诊断，恐怕在三十多年前就离开了我们。二哥硬是用他那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战胜了病魔，又陪伴家人和亲人三十多年，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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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编 繁花似锦  责编 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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