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与天久长”,追溯最初“中国”
文图/朱成杰(辽宁朝阳)
第三阶段:对最初“中国”的探索
何尊铭文把“中国”这个称谓锁定在3000年前的中原大地,是完整符合“地中”标准的地理中国。那么在这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殷墟甲骨文中的“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词语是对商朝王都的称谓,这些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自称,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含义相当。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分别于2009年、2014年先后出版《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两部专著,结合二里头考古成果全面论述了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
许宏的《何以中国》一书,其实也是对最早的中国何以产生的追问。该书讲述了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通过陶寺遗址的兴衰、新砦遗址的崛起,嵩山地区古文化的繁盛等等,最后汇集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问世,进而解构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许宏将二里头遗址与最早出现的夏王朝对接,进而将地理中心的中原地区作为解读早期中国之依据。这个其实就是何尊之方位“中国”的纵向延伸。
真正将探源中国进一步向更早推进的突破性研究,是何驽考古团队对山西陶寺遗址的研究发现。2011年,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在《三代考古》上曾发表《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一文,介绍了在陶寺遗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新出土的漆杆——圭尺的功能,并以此进一步诠释了甲骨文“中”字的本意,为破解“中国”概念的由来、揭示“何以中国”的疑问,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何驽团队结合陶寺出土的圭尺及其成套组件,认为甲骨文的“中”字本意就是圭表观测仪器系统中的游标圭尺(漆杆和方琮),而“立中”之“立”当为“定位”解。“立中”可以理解为“定位中点”的仪式。刚开始建国建都时,“立中”活动是为了确定“王者居中”的地中,即中心位置。日后定期进行的“立中”活动,则是观测日影在圭尺“中”上的“位置”。两种行为都离不开圭尺“中”。圭尺(中)与立杆(表)组合使用,在正午时分测量圭表日影,即可判定节气、制定立法,还可以进行大地测量、确立“地中”。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概念的最初含义。
何驽团队联合天文学家,经过实验研究,认为“中”字的中间一竖就是出土的表杆,“口”和“〇”分别是玉琮形游标的外方与内圆。甲骨文“中”字与“旂”无关,就是圭尺的象形和指示。而游标两侧的“似飘带”者是圭尺上彩漆色段的指示,由于其色彩艳丽夺目,而画成类似“飘扬的彩带状”,指引人们联想到圭尺上色彩相间的色段刻度。因此,何驽推断,西周以前圭尺不称为“圭”而称为“中”,就是立中之“中”。由圭尺“中”和立表测影确定地中而衍生出来的“中心、“中央”、“中间”等方位词“中”,因其频繁的使用率在甲骨文中成为主流字义。
光明网科普频道发布了陶寺漆杆出土示意图:
图片链接:http://kepu.gmw.cn/astro/2018-06/08/content_32957341.html
下面这件外方内圆的琮形玉器就是游标。
引自《中国陶寺遗址出土文物集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陶寺游标圭尺的出土,为破解清华简《保训》篇的“中”字,提供了4100年前的古老依据。冯时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认为:
《论语》上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什么意思?就是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来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你手中的这个圭表。“允执”就是你把握住,“中”就是圭表。古人决定时间,是靠立表测影来实现的,他们了解时间是靠立表测影来了解的,因此,圭表是最早的一种天文学仪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立中的记载,即立表测影,这些都可以看出天文学和王权的一种关系。
如果把《保训》的“中”解读为“圭表”,就差不多都通了,圭表的重要性显然可以类同于后世的传国玉玺。是承载着“中道”理念代表权力的具体实物。也可以认为是可以调动军队的信物。
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阿成的《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他在解读何尊铭文时,提出了颇有新意的独到见解。他注意到铭文中有四个重复的人形字,这是一般解做“天”的金文字。
摄于阿成《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第7页
阿成认为:
这个“天”,是天极神,上帝,因为它的头,是个圆疙瘩,那就是北极星,天极,是一,下面的“大”字应该是“太”,所以这个“天”字其实就是有人形的“太一”,即北极帝星。西周初年继承了商的祭祀太一神的传统,在这个天极神信仰观念里,谁祭祀天极神,谁就拥有合法性。所以何尊里的这个天极神符,不应该释为“天”,而应该是太一神、天极神、上帝,才符合当时的情境。
其实,阿成的解释也不无道理,笔者也查了“天”的古文写法,篆文的天字上面的圈中加一点儿,就像北极圈。
阿成著作内容的重点在解读“宅兹中国”部分,通过造型分析,深入明确解释了“中”的造型来源于“建鼓”,而建鼓是天地沟通的重要工具与仪式。同时,证明了中国古代城市(都城)的中轴线的北端,是指向北极星。继而认为,铭文“中”字明确就是“建鼓”的象形文字。以下是阿成提供的建鼓图片资料。
摄于阿成《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第9页
阿成认为,上古之祭,王用太牢,太牢即是太一之祭,是用牛做牺牲的最高级的祭祀,所以鼓皮一定要用牛皮,声响可达于天。所以,建鼓是沟通地、天的鸣响之礼器。裘锡圭在《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里,考证庸是钟,豐是建鼓(《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在何尊铭文里可以看到这个豐字。
金文中“宀”代表宗教建筑,所有“宀”的文字都与祭祀有关,当研究考释带“宀”的文字的本意时,要放到宗教情景去解读。下图是“室”与“宅”字。
容庚《金文编》中“宀”的文字——宅、室
阿成考察金文里所有以“宀”组合的字,都含有祭祀的意思。何尊铭文这个“宅”,不是住宅,而是宗教场所。是强调武王克商之后,在“宅”中祭天,天命革到周这一边,取得周的合法性。所以他认为:
通篇铭文的情境,都在讲一个主题。即:于“宅兹”擂建鼓(豐、中)通于天祭祀上帝!因此,“宅兹中国”,无论在宗教仪轨上,还是精神内涵上,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中”。周人的三次迁都,“中”的意思是不管迁徙到哪里,就在那里建“宅”祭祀太一神,保证合法性,就是中国历代王朝要遵循的“王道”与“道统”。中国,从本质讲,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在宇宙观或者世界观,再或者从哲学观上来说,是星象崇拜的概念。也就是,北极星,太一,这个唯一,才是 “中”,只要是祭祀它的“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不断迁徙自己的首都,从地理上说,这个“中”漂移得厉害,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不管政治中心迁移到哪里,只要权力者在那里祭祀太一,天极神,上帝,那里就是“中”。
那么,对于“中”字的解读,何驽考古团队的“圭表”说与阿成先生的“建鼓”说有没有关联呢?笔者认为是“建鼓”是“圭表”的同源演变。陶寺时期的圭表“中”是测影寻“地中”的工具,寻“地中”是为了“依傍天室”以对应“天中”。这样寻“地中”的圭表可能就在祭祀太一“天中”的仪式中演变为“建鼓”了。
这里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厘清:“天中”我们已经知道是指北天极,但是“地中”是指哪里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回到何驽考古团队的研究,就会明白这个关键问题了。
何驽团队通过实测研究发现,陶寺圭尺上代表夏至影长标志的第1~11号刻度彩段,与陶寺当地夏至影长的实测数据并不是准确相符。何驽解释为:
No.11刻度彩段接近1.6尺的夏至影长标志是从陶寺文化的源头垣曲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继承来的“夏至传统标准数据点”,在陶寺遗址虽不具有实用功能,但表示对祖先传统夏至数据的尊重。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则是垣曲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便自命当地夏至影长1.6尺为地中,陶寺城址的选址则是在附会这一传统理论夏至“地中”晷影标准,尽管陶寺夏至晷影并非准确的1.6尺(1.69尺),但是大致接近,对外政治宣传时可号称“1.6尺”,故而陶寺圭尺一定要标出在本地没有实际测量功能的No.11色段1.6尺影长标志点,以标榜陶寺当地夏至晷影的正统性与合理性。
何驽在后世的古籍记载中也发现了与上述类似的现象,在《周髀算经》当中,夏至影长和冬至影长古老的标准数据,与其余22个节气的影长数据并非同一套实测系统数据。针对这种独特现象,天文学家黎耕、孙小淳指出:
“自东汉至唐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尽管历法一再改革,然而正史中的冬夏至的影长数值却一直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现象不是由单纯的技术原因所致,而是受到当时人们宇宙观的限制而发生的。”
何驽的研究将这一做法的传统上溯到陶寺文化,并指出其思想基础便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意识形态。因为冬至和夏至是历法中两个最重要的节令,是最能表现太阳在一个太阳年中视运动变化的两个南北极点,最能反映一年中季节、气候、昼夜长短的轮回变化,是将一年分为阴阳两个半年的节点,也就最能代表一阴一阳的“天道”。于是,“天道”的永恒,就可以用“冬夏至影长数据”的不变来体现。这说明对冬至、夏至的重视是古人一直传承不变的古老观念。
由于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王权的一部分。所以何驽团队认为:“陶寺圭尺的功能反映了陶寺文化的国家政权性质。夏至影长与‘地中’的关系是‘寻中’建都的关键之所在。但是,夏至影长作为地中标准确立的地中,并非地理位置上严格意义上的中心,最初是由政治霸权中的话语霸权决定的。也就是最初的政治霸权中心可以将自己所在地的夏至影长规定、宣称为‘地中标准”。一旦地中就是‘王者居中、以绍上帝的唯一通道’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后,后世的王者又试图寻找夏至影长符合‘地中理论标准’的地点来作为都城的选址,以附会‘地中标准’,这又称为‘寻中’或‘求中’。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地中标准可以继承,也可以变更。继承者标榜自己是先贤之继大统者,变更者则表明自己顺行天意革故鼎新。”可见,何弩的研究与阿成的观点十分契合。
陶寺城址就是按照政治意识形态里传统的理论地中标准夏至影长来选定的,故而在观念中被视为“地中”,尽管与科学测定的实际夏至影长数据不符。但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这应该是“中国”这个称谓最初的概念。这意味着“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是“地中”,也称为“中土”。地中的确定必须通过圭表的夏至影长来判定,也就是用圭表“中”来确定。因此笔者说,陶寺中国是重理念轻方位的中国。
2014年何驽先生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一文,对陶寺与“中国”的关系又做了高度的概括:
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回顾何驽的研究我们有如下启示:
(一)对冬至、夏至的重视是古人一直传承不变的传统观念。即使随着天文时间的推移,一些与冬至、夏至相关的,如圭表测影影长、日出日落方位等天文观测数据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古人为了强调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往往在制造器物或其他外在表现形式上,在很长的时间段恪守这个相对不变的传统,意在传承一种形而上的重要理念。
(二)建都所确定的地理方位之“中”,所依据的夏至影长作为地中标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中心,最初始为政治霸权中的话语霸权。政治霸权遵循一种意识形态传统,在哪里建都,那里就是“中土”。关键是将“中土”赋予什么理念。
(三)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政治霸权所遵守的传统理念,也是话语霸权赋予“中土”位置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要旨就是“中土”要与北天极对应。其实在北半球只有北极圈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极下之地”“中土”或“地中”。但当时的政治霸权只能是在其所占有的土地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极下之地”,以对应天上北辰,认为其所都之地就是“地中”。主要是能够规定出此地即是与皇天上帝交通的专有通道,而且要突出体现王者独占,绝地天通。只要符合这个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在话语霸权中,“极下中土”的位置是可以根据霸权地需求人为确定的。而于这个“土中”建都,就可称为“中国”。那么,陶寺遗址所遵循的“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是从那里继承的呢?根据何驽团队的研究启示,我们可以此追溯更古老的中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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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园杯·我与祖国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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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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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