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危机。冲突本身不能成为危机，冲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危机是冲突即将发生转折和质变的临界点。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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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思维》

文/金一南

第二章危机中的领导者

　　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导，危机是教人进行创造的最好老师。机制再完美，本身不会自动发生作用，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人，尤其是危机处理中的领导者，任何机制无论如何严密、完善，最终仍然无法取代危机中人的意志、洞察与决断，正是这个因素真正赋予危机处理机制强大的生命力，真正的生命力是人赋予的、人的意识赋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赋予的。

危机过程中的转折和质变临界点

　　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危机。冲突本身不能成为危机，冲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危机是冲突即将发生转折和质变的临界点。什么叫临界点呢？就是所谓的criticalpoint，比如说0℃就是临界点，水在0℃以上是液态，0℃以下是固态，0℃就是水的状态即将发生转变，由液体变为固体的节点，这就是临界点。

　　危机是冲突过程中即将发生转折和质变的临界点，而不是整个漫长的冲突过程。危机是对事物发展方式和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特殊时刻。冲突难以防范，人类矛盾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冲突也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冲突难以防范，但是危机必须控制，要防备它衍生出很多这样的东西来。矛盾冲突即将发生转折和质变的临界点，是对事物发展方式和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时刻。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种临界点的事件。

　　美国在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凌晨5时45分，公然袭击我驻南使馆，就是由一架B-2A隐身战略轰炸机承担的，一次投了6颗908千克重的GBU-31JDAM制导炸弹，从不同方位击中我驻南使馆建筑物的不同部位并穿入内部和地下爆炸，使我驻南使馆遭到严重破坏，其中一颗埋在地下未爆炸，另一颗下落不明。造成了新华社的邵云环、光明日报的许杏虎、朱颖三人牺牲，国防武官任宝凯受重伤。1999年的炸馆事件导致了什么？导致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江泽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炸馆以前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一了百了，炸馆以后江泽民提经济力、国防力、民族凝聚力三力并举，实际上中国因为炸馆事件，发展模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军队高精武器装备工程启动，江泽民担任组长，后来是胡锦涛担任组长，再后来是习近平主席担任组长，国家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型。

　　1999年以前我们有多少航空企业做菜刀，1999年以后才开展新的一轮腾飞，这是炸馆所带来的转型，不是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党的会议决定我们要发展高精装备武器工程，是炸馆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因为当时那一刻，我们除了北京，除了青年学生用砖头瓦块把对方的大使馆砸得一塌糊涂之外，没有别的太多办法。这是非常深的印象，所以重大突发事件在国家发展中会造成整个国家发展的转型，直到今天这一轮转型都没有停止。有人说美国人其实挺傻的，炸使馆干什么，你一炸使馆就把他们炸醒了，你不炸，说不定他们今天还在睡觉呢。我说，这就是重大危机事件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中国是这样的，美国何尝不是如此。

　　我现在还存着当年“9·11”事件之后我们在北京开的学术讨论会笔录，当时外交系统、社科院系统的很多专家学者发言说，大的格局没有变，国际关系没有变。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习惯，不是一旦事情发生就“料事如神”，说什么都没变，而是发生问题后首先要琢磨哪个地方发生了变化。现在把这份笔录拿给当年“9·11”事件学术讨论会发言的学者看，我觉得他们都得脸红。

　　美国十年反恐开始了，国力严重损耗。美国通过“9·11”事件发现了一股全新的力量，过去的敌人需要庞大的军队和巨大的工业能力才能威胁美国，现在由个人组成的隐蔽网络只需不到一辆坦克的价钱和代价，就可以给美国国土造成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一股全新的力量出现了，这股力量不是传统的力量。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TheMilitaryBalance，我们翻译成《国际军事力量对比》，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防开支、军费投入、三军构成、武器装备全在里面，极其详尽。其中包括我们中国的战斗机的驾驶技术、强击机的驾驶技术、轰炸机的驾驶技术，以及地面部队情况。举一个例子，比如北京军区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数量，装甲车、步兵战斗车、坦克的数量，里面介绍得非常清楚。不知道这些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年年更新，我们就曾经翻译到中国。学校通知说中国不要翻译，说翻译了有泄密之嫌。我说，这是伦敦出的，我们都不能翻，翻出来都有泄密之嫌，人家对我们的情况掌握得有多清楚呀！这本《国际军事力量对比》价格很贵，20世纪90年代，大约1997年、1998年，一本书大约800多美元，将近一千美元。它贵在哪里？就是能告诉你全世界所有主权国家军力情况都在里面，不管是你的敌人的还是你的朋友的都在里面。你拿了这本书，就会掌握你的敌人、掌握你的朋友，掌握得非常清楚，所以它价格很高。

　　“9·11”事件把这个“对比”打破了，拉登在哪里？里面无法记载。拉登有主权国家吗？恐怖分子有吗？恐怖分子的国防投入在哪里？

　　三军合成是什么？100毫米口径的火炮有多少？飞行器有多少？里面什么也没有，给国际社会造成了重大冲击。尤其是制造“9·11”的这些恐怖分子，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联合调查后感到非常吃惊，那全是一伙阿拉伯富商、律师、政要、警察这样人物的子女。他们长期在西方学习，最后采取了最极端的反西方的方法。“9·11”事件中驾驶第一架飞机撞世贸大楼北塔的阿塔，是个持阿联酋护照的埃及人、德国汉堡科技大学的学生，他是整个行动小组的头目。

　　他这个头目不像别人布置好工作，你们去干，他就撤了。他第一个驾机撞上世贸大楼的北塔，然后阿尔歇伊驾驶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的南塔。南塔却又早于北塔半个小时倒塌。

　　虽然说世贸大楼有两个大楼，从地面上看很高大，从空中看却不容易找着，当时阿塔驾机低空盘旋，美国地面以为这架飞机被劫持了，它要盘旋申请在肯尼迪机场着陆。其实它没有，它在那儿转，在找世贸大楼。

　　阿塔找着了世贸大楼北塔，驾机撞上去的时候，飞机速度不够大，大约是以每小时788公里的速度撞上去的，撞击不够猛烈，当时北塔浓烟滚滚，给阿尔歇伊撞击提供了非常好的标记。浓烟处就是世贸大楼

　　第二架飞机波音767撞得非常猛，大约以每小时949公里的速度撞上去的，所以南塔比北塔早塌了半个小时。

　　这些人长期在西方学习，采取了最极端的反西方的方式，是美国全新的对手。

　　也们在美国学习，然后驾驶美国飞机撞击美国的大楼，选的是波音767，757，从东部起飞，往西部飞。美国东部、西部空中飞行四个小时，跨度很大。飞机上装满了燃油，刚刚起飞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恐怖分子就完成了劫持。飞机携带的燃油量很大，所以飞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爆炸物。

　　他们算计得非常清楚，而且阿塔和阿尔歇伊都在佛罗里达的驾驶学校学习过飞行驾驶。出了事以后，阿尔歇伊的一些同学回忆到，他当时在班上学习驾驶学着陆的时候满不在乎。教官提醒他着陆时要特别地注意，因为飞行员都是这样，地勤人员都能把飞机飞起来，但着陆动作非常复杂，时间非常短，学着陆得全神贯注。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说要好好学。他说他不学这个，把别人吓了一大跳，他就没想过着陆。

　　恐怖势力是全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当时对国际政治冲击非常大，这股力量不是中外专家在大学、在社科院经过研发现的，所有的学术成果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恩格斯说：“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理论永远在印证实践，当然理论起初引导实践。”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发生重大的改变，十年反恐，国力受到重大的损耗，就因为这些国际恐怖分子。直接军事费用一万亿美元，间接军事费用三万亿美元，是多么巨大的投入。

　　“9·11”事件结束八年后，2009年英国《卫报》评论道：“美国以最铺张、最不计后果也最具毁灭性的方式展现其实力，随后它马上就开始衰落。”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包括政界的很多人，都在讨论，是不是输掉了十年，这忙活了十年都在干什么。全球变得一片糟，伊拉克被打得稀烂，阿富汗被打得稀烂，今天还在烂着呢，美国资源重大损耗。

　　中国在异军突起，当时美国顾不上中国了，所以现在要转移目标到亚太，要完成对这十年的弥补。中国人在闷头发展，美国人在闷头反恐作战，国力在损耗。美国人想到这一点了没有？想到“9·11”事件给美国带来重大灾难了没有？没有。连美国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大转型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我所要说的国际事件、危机事件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不速之客登堂入室，要扮演主角。炸馆事件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9·11”事件对美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