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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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荣光》

文/金一南

第十章新生

　　印度、日本、中国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各个国家民族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年选择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显。

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就拿长征举例。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就是说红军长征之初就选定到陕北建立根据地，不是这样的结果。

　　长征最初没有人称之为长征，称为战略转移，因为最初选定的目标，远远不是最后确定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湘鄂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这个目标被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就认识得非常清楚，就知道红军一定会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所以防范甚严。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战后锐减为3万余人，损伤过半。沉重的损失使红军彻底认识到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和所谓的军事顾问李德所确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湘江之战之后怎么办？新的目标到哪里去？没有确定。

　　后来在黎平会议提出到贵州，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对中央从江西出发选定的湘西目标作了第一个修正，就是不到湘西了，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选定的这个根据地，在遵义会议又被否定了。

　　遵义会议提出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遵义会议的决议，一方面，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军队的指挥权；另一方面，确定了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

　　遵义会议确定的目标，由于一渡赤水之前的作战失败，被迫放弃，就是说建立川西北的根据地也没有可能，首先因为从宜宾附近渡过长江就完全不可能。

　　一渡赤水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又把遵义会议提出的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争取赤化四川这个目标改变了。扎西会议提出的是，在云贵川边建立革命根据地。

　　云贵川边的根据地也没有搞成，因为川军、滇军的夹击。川军、滇军很快就到了这个区域，云贵川边也搞不成了。后来二渡赤水，二渡赤水占领了遵义，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叫遵义大捷。

　　遵义大捷之后，红军的主要目标变成了要解决贵州。在遵义会议之后，三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力主红军主力要歼灭国民党的追击军周浑元纵队，要与周浑元纵队进行决战，全歼周浑元纵队，进而赤化全贵州，通过赤化全贵州，进而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然后扩大到湖南及广大地区，当时这个设想实际上也是达不到的。

　　但二渡赤水和遵义大捷的空前胜利，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再一次急于求成。

　　后来因为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赤化贵州的方案被迫放弃。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他所承认的，一生中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一渡赤水，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被迫放弃赤化贵州――就是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长征走到遵义会议开过，走到三渡赤水之前，目标已经作了多次修正了。这个目标的修正，已经由湘西修正为川黔边区，又修正为川西北，紧接着又修正为赤化贵州，赤化贵州也不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这个过程中进行的艰辛探索，不断地撞南墙，但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还在反复地寻找。所以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