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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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三节 谁人看中毛泽东(二)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的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的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在大会刚刚开幕、在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际,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他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支遗失的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地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即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唯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背景的,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加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当时,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编辑 瑞雪 雅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