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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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文/金一南

第三章中国是令人垂涎的肥肉

　　受岛国环境培育、具有超人精力的石原，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被大豆和高粱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令他心旷神怡的景象，眼睛闪闪放光，头脑中帝国扩张的梦想一下子找到了依托的地方。他喃喃自语：“对这样的地形、地势，我们也许得采用海军战术。”

“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中）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知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后来令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在顛簸不已的火车上完成的。

　　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

　　①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

　　②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对中国外交也就是对美外交。也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有对美作战的决心。

　　他还提出了由7个总督来统治中国的方案：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为西方总督，广东为南方总督，重庆为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

　　连关东军少壮军官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像普通学生那样，热心听取石原莞尔对“解决满洲问题”的讲述。

　　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

　　石原莞尔更是日本陆军中最为刻苦、最为拼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看看其“七总督统治中国方案”“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设计，其统治欲望之强烈与夺占领土之疯狂，已经无以言表。

　　石原于陆军大学毕业后，1922年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势。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扩张上面。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官期间，起草《日本国防的现在和将来》，说“人类的最后斗争，正如日莲（注：日本和尚日莲13世纪自创日莲宗，为日本独创佛教宗派之一）所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斗争’。从军事上来看，它也已迫在眉睫。当飞机能在全世界自由自在飞行之时，也就是这场大斗争开始之时，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大战”。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坚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同样是个顽强坚忍的人物。

　　1931年8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一个月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因这一事变是关东军“擅自行动”，事先未获日本当局认可，所以当了市长的土肥原拿不到任何日本方面批过来的经费；关东军则要扩大对整个东北的占领，丝毫没有准备经费和人员来维持奉天的城市治安；而辽宁省省长藏式毅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方式反抗日军占领，整个奉天呈现无政府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竟然“自掏腰包”干起市长来了：以个人名义借贷，弄到一笔钱维持奉天运转，一直干到日本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据说因为是“自掏腰包”，先前那些开支无法报销，土肥原最后是从自己的薪俸中一笔一笔扣除去还债的，其全家很长时间只能租住在几间小屋内。

　　此传言不论真实程度有多大，一个简单道理摆在那里：从板垣到石原再到土肥原，“关东军三羽乌”越是坚忍，越是刻苦，越是扑上身去不惜一切，对被侵略的中国的伤害，必然也就越大。

　　这里还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等级极为森严的日本军队内，像板垣、石原再到土肥原这些高级参谋甚至只是参谋，竟然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过上级直接指挥部队的现象会发生？外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则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成员，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轻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展开冒险，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就造成日本政局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身份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的巨炮攻打沈阳。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的重型榴弹炮被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本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衣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①，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①北大营是在奉天北郊大约3英里处的一个驻军营垣，是东北军军营所在地。虽然是军事禁区，却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以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猎取北大营的军事情报。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 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2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就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以寡搏众的最大资本。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绝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

　　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卸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①部逮捕处决。

　　①关玉衡（1898-1965），爱国民主人士，奉军将领，1931年9月处死4名日本间谍（“中村事件”）后逃入关内，参加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先后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领导热河抗战。

　　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后来因为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板垣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

　　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