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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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文/金一南
第五章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
七七事变前,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①等人就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并由上海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抗战开始后,上海又掀起声势浩大的“一分钱慰劳将士爱国捐”活动,全市各阶层人民踊跃捐献,全市还发起为抗敌将士赶制御寒衣物活动,40多万妇女昼夜不停地缝制了20万件棉背心和印有“保卫大上海”红字的棉手套。为支援前线,还成立了救护训练班,组织工人和女工奔赴前线抢救伤兵,到伤兵医院护理伤员。自来水厂工人到战地帮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修理军械设施。江南造船厂工人赶制水雷、地雷。由500名煤业工人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开着50辆卡车抢救伤员,护送难民,运输慰问品和军需物资。
①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毛泽东说,要把“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就是其中的典型。
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交通、浙江、武汉、中央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最后他按照叔父钱穆的建议,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要学造飞机、大炮!”一夜之间,钱伟长做出了人生中一个大胆决定:弃文从理。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转学理工的要求,一直到后来被钱伟长的诚意打动,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实现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五年之后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成为了物理系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抗日与强国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向延安。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统计,1938年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就有2万人。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包括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文化人。诗人何其芳用诗句描绘那片黄土地: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
学习、歌唱
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燕京大学学生张定的一句话,代表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张定回忆,当时燕京大学校长、教授经常为投奔延安的学生提供方便。校长陆志韦告诉学生:如果沿途受到盘查,就说转学去齐鲁大学路过陕西,我给你们出证明。
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8月下旬至9月,《新华日报》同时刊登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国民党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通讯兵学校”招生广告,国民党军校学员入学后一切由学校供给,每月8.5元至12元津贴,共产党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除了负责入学后的吃穿外,没有津贴,且需“来时自备旅费及被服”,报考者仍然络绎不绝。
泰籍华人马松回忆1938年至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的生活时说:“衣服只发一套,无换洗的,只好在星期天到河边脱光衣服,一面在河里洗澡,一面洗衣服,等衣服干后穿上才返校。每月只发一元钱零花钱。住的窑洞要自己挖,吃的粮食和烧的柴火到几十里地以外去背扛,吃的多数是小米饭和山药蛋。每个学员都要剃光头,有的知识分子还为剃光头而哭鼻子。”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理与抗日爱国的激情、边学习边劳动边工作的方式、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的思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感情交融和组织融合。
1938年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共4269人,统计如下:
文盲:152人;
小学:594人;
初中:1417人;
高中:1440人;
专科:145人;
大学:428人;
研究生:11人;
留学生:25人;
其他:57人。
这是抗日军政大学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从红小鬼到留学生都在高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已经让历史看见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杆大旗之下,黄土高坡上实践“有教无类”的中华民族,已经行进在了民族总体觉醒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编辑 雅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