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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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文/金一南

第五章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唤醒的熔岩和地火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后一句话说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动员，真正把长期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组织成一个坚强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成为刘少奇所说“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

　　这一点对如何灭亡中国有精细盘算的日本侵略者来说，完全始料未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

　　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越来越发生出乎他们意料的变化。日本军事当局发现在正面战场之外，在其后方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战场。日军战史陈述说：

　　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

　　到1939年12月，情况基本明了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

　　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1940年年初，日军110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详细描述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

　　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①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在侵略者后方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

　　①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日军第1军参谋朝枝回忆：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记录如下：

　　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说：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1943年春，日军再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

　　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

　　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59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回忆说：

　　因情报不确切，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曾在冀中作战的加岛武中佐回忆：

　　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费时费力，真想举手服输。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

　　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庄。

　　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哪个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带来的危险？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儿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一千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一种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唤醒的熔岩和地火。按照过去话说，即所谓的“种”。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就是激发这些潜在的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曾经扬扬自得，以为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其战史《华北治安战》所述：

　　估计军事实力时，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民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

　　侵略者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那句话——“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金文

[编辑 瑞雪 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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