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国际先后派了三个人带回密码，要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阎红彦和张浩两个人带回来的密码都没有发生作用，刘长胜带回的密码，最终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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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荣光》

文/金一南

第八章洪流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维金斯基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还最早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罗米那兹提议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李立三是一位电报密码专家

　　共产国际先后派了三个人带回密码，要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阎红彦和张浩两个人带回来的密码都没有发生作用，刘长胜带回的密码，最终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提到刘长胜带回密码，涉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李立三有关。

　　在长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已经把李立三给忘记了。因为1930年3月的“立三路线”之后，李立三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从1930年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才回来。而且其中有两年，李立三甚至是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的，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的刑罚，包括肉刑。

　　李立三当时吃了很多苦。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还在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当时的共产国际派刘长胜回国传递密码，这个密码就是李立三编译的。

　　李立三在上大学的时候，数学非常好，对数学的感悟很深，这为他编译密码打下了基础。1935年春天，也就是遵义会议过后不久，共产国际把李立三派到邻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国内人员的来往，同时了解新疆的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想通过李立三在阿拉木图建立的交通站，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李立三到了阿拉木图之后，派了两批人带着密码回国，但是两次都没成功。最后刘长胜也是从阿拉木图出发的，他带着李立三亲自编译的一套更加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到中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译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这个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这封电报收到之后，莫斯科谁也翻译不出来，因为这个电报的破译密码在李立三的手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康生，带着电报来到了高加索，找到了当时正在疗养的李立三，由李立三翻译出来。

　　这是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沟通的第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内容是报告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党内的形势。内容非常简短，就是：你们派出了几个人，林仲丹（即张浩）11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就是刘长胜）均到了。但有七个人已到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六人，余一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电报内容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恢复，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此前，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是时有时无的，最主要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国际视野、战略视野被打开。这使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看见了一个更大的局面。当自己在棋盘上经营棋子的时候，他们开始关注全局。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后，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本人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国际局势有一种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性的认识。

　　想想，这是多么巧合，如果当时电讯不能恢复，中国共产党人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西安事变”也许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甚多，土地革命时期错误也不少，但到了土地革命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前后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已经朝从错误的，到不那么错误的，到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这说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开始趋于完善的地步。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恢复，使中共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消息来源和国际视野。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转入了与苏共中央、与斯大林本人的联系，完成了这样一个替代。也就是说，以后这个联系虽然有所变化，但始终再没有间断。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