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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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三节 谁人看中毛泽东(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个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吗?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编辑 雅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