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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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二章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第一节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二）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些所谓的“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人，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了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就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

　　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日本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3000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战获胜。

　　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

　　1898年康有为将其《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特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

　　康有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提出向日本学习的第一人。

　　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批去日本的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

　　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时间过去了100多年。今天回首审视，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带入中国的，应该说是外国传教士。但最早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民众革命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的同盟会党人。

　　日本成了先进中国人汲取先进革命理论的栖息之地。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