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谁也无法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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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三章岩浆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讣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冈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第一节领袖·思想·意志（下）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谁也无法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285名；

　　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6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哔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苹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26年了。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是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