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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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六章陷落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是打碎了毛福梅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第二节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四）

　　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本来倒是作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

　　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要不调和地、不容情地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

　　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小。

　　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

　　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

　　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

　　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11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

　　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

　　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

　　《告全民书》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蔡廷锴等人，不反蒋是蒋介石的帮凶，反蒋仍是蒋介石的帮凶。

　　蒋介石却不知道蔡廷锴仍然是他“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只知道这一猝不及防的突变不迅速扑灭，精心构筑的“围剿”计划便要毁于一旦。

　　蒋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却将我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不去配合十九路军，反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蒋介石平息“闽变”之后，入闽蒋军11个师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部队共计14个师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开始从东面向苏区进攻。中央苏区真正陷敌四面合围，在军事上被完全封锁，处于更加困难和不利的地位。

　　苏区首府瑞金，最后就是被从福建打过来的东路军攻占的。

　　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外部有苏联的国家利益因素和共产国际的立场，内部也有我们自己丰沃的极左土壤。政治上、军事上的关门主义只是表象。打破第五次“围剿”这一重要机会的丧失，有着某种主观客观上的必然性。仅仅指责一个博古，或再归罪一个李德，远不能说就总结出了教训的全部。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