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4月28日，德国元帅戈林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5月，原外长牛赖特被撤换，德国新任外长里宾特洛甫上台伊始，第一个指令就是全部召回驻华的德国顾问。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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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三章阴间多云

　　蒋介石想打苏联牌，苏联也想打蒋介石的牌。蔡元培一边说抗日一边老泪纵横，眼泪滴到汤盘里。红军穿插于赤水河之际，“东方劳伦斯”走遍大半个中国。“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被蒋介石也被个人野心涮惨了的张学良，灼热的灵魂已成滚烫的岩浆。

第一节暗流（六）

　　问题是他的这些想法除了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少数人，在德国国内找不到几个呼应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并不认为（中国）局势严重。中国在军事上不充足，日本打败它，这非常好，因为这可以使日本更灵活地对付莫斯科。（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支持中国了。”

　　1938年4月28日，德国元帅戈林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5月，原外长牛赖特被撤换，德国新任外长里宾特洛甫上台伊始，第一个指令就是全部召回驻华的德国顾问。

　　里宾特洛甫的指令是在1938年4月下旬下达的。德国外交部告知中国驻德大使：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认为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的嫌疑，因此打算将他们全部撤离中国。

　　此时的法肯豪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战场。

　　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其《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回忆到，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见到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台儿庄作战：“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巴巴拉·塔奇曼怀着颇为钦佩的口吻写道：“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就是在这种时刻，里宾特洛甫的撤离命令到了。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获知德国政府这一决定后，起初都不愿离华。4月30日，法肯豪森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及1940年才期满，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都有困难。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支持法肯豪森代表顾问团提出的意见。

　　但德国方面联日弃华的决心已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就此问题与中方交涉。

　　一直交涉到6月中旬，蒋介石看见拖不下去了，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离华，但要求核心人物法肯豪森作为德国驻华使馆武官留下，并留5至6人处理善后。

　　德国方面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回旋余地，连蒋介石的这个退步要求也完全不同意。

　　6月20日，里宾特洛甫再次强行电令陶德曼，以中断中德外交作为威胁，要求立即撤退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全体顾问：“本部长亟待留华全体德国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勿恤”，如法肯豪森等人再不愿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

　　这已经是勒令回国了。

　　1938年6月24日，德方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

　　法肯豪森的使命彻底结束了：不管这个使命中有多少是德国政府赋予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添上去的。他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从构筑国防工事到完成军事部署、协助蒋介石在淞沪一带构筑“兴登堡防线”，确实出了不少力帮助中国抗战。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还参加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最后才被“勒令率团返国”。

　　回到德国后，法肯豪森也不赞同希特勒的亲日政策，而同情中国的抗日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由于他的威望声名而被希特勒委以军事要职，却一直同贝克将军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1944年因有参与“七二〇事件”刺杀希特勒的嫌疑，被盖世太保拘捕，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法肯豪森帮助过蒋介石“围剿”红军、帮助过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也帮助过德国反抗势力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由于战争期间出任过德国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被比利时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定为战犯。

　　刚刚走出德国集中营的法肯豪森，又走进了盟军的集中营。

　　这也是个集种种矛盾于一身的人。

　　陶德曼比法肯豪森要聪明多了。他在德国驻华大使任上对法肯豪森有过不小支持，而且也没有完成德国政府指令他“调停中日争端”的任务。但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调停失败时，陶德曼巧妙地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回国前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中，陶德曼说：“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和谈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谢。他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策略，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是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蒋介石不仅仅是在用后果吓唬德国人。他告诉德国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一句，也算他没有白与共产党打了十几年交道。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