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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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二节一句顶万句（四）

　　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

　　会上争论很大。

　　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大家。

　　说服也是有所改变的说服。

　　毛泽东规划的东征，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经过充分争论后，大家都认识到东征必须进行。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困难，必须向外发展，所以东征作战必不可免。但人们又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同时完成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古的任务，确实存在矛盾。所以渐渐都同意把作战的首要目标放在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上。

　　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再度修改，主要为避免出现脱离陕北根据地的危险。这一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并没有取消打通国际路线，但对1936年打通国际路线和巩固发展苏区两项任务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调整。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毛泽东这时已经认为，红军应该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逐步形成以陕晋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进而在河北、绥远扩大这一根据地，再与外蒙古接连，与苏联打通。

　　这一设想没有实现。在阎锡山频频向蒋介石告急的情况下，1936年3月下旬起，蒋介石急调中央军10个师进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同时令东北军与西北军向陕北苏区进攻，形势变得十分紧张。至4月下旬，毛泽东原定在山西和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完全不可能，整个东征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

　　毛泽东4月28日致电张闻天：“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

　　事前有彭德怀能不能渡过去、能不能渡回来的疑虑，所以红军作战计划制订得现实且周详，渡过去在山西扩大了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又全部渡了回来。彭德怀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可惜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了刘志丹。

　　东征部队于5月初全部回师陕北。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又重新在考虑之中。

　　还是要想方设法靠近苏联。

　　1936年4月20日全军回师陕北以前，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邓发，要邓发即去苏联，最好在夏天到达。邓发去苏联在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一、对日作战的共同步骤问题。

　　二、双方军委间的通信联络问题。

　　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四、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炮、弹药、轻、重、高射机枪，以及架桥设备，通信器材等。如有可能我军在秋天全部开往绥远接运。

　　五、苏方派人帮助的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红军刚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发起新的“进剿”。中央军、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西北军共154个团，25万余人一起围将上来，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施西征，目的是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如果说东征之意在通过山西绥远，打通国际路线，那么西征之意即要通过宁夏接近苏联。但这个时候，打通国际路线已不是西征战役的重点。重点是解决眼前困难，以扩大苏区为目标。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苏区，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

　　一个“猛力”，一个“渐次”，将主次坦露分明。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10日，粤桂两军分路北上。30日，中央军与两广军队互相开火。

　　陈济棠、白崇禧于红军长征之初担任围堵主角。此次在紧要关头又帮了红军的忙，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两广事变。

　　对陕北根据地的进剿被分散了。

　　此时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程度。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张，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各守原防，红白通商。

　　3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人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谈判。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4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世纪行过》，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

　　“我最佩服周恩来”，1993年已经92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啰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

　　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