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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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九章 烈火真金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寡廉鲜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第一节 嬗变(二)(上)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8000万党员。
每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怕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一次就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1935年3月有如下记载:
“截止本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1937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孔荷宠的叛变没有成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但的确成为了一连串投敌叛变的先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祜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
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孔荷宠资格更老。
龚楚还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因龚楚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又成为乐昌县农民自卫军的指挥者。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书记,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想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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