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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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一节踌躇分水岭（三）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