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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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二节一句顶万句（五）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月29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西渡黄河靠近苏联问题，日内将征求国际意见。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月12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承诺代杨虎城设计解决的“一切顾虑与困难”，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

　　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长城各口之后，分兵侵入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异常危急。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0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收复察失地。

　　对冯玉祥1927年背弃对苏联的承诺投向蒋介石，斯大林同样记忆犹新。苏联不但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毫无兴趣，《真理报》还发表文章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久，《真理报》再发表评论：“冯玉祥重新出来反对南京政府，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冯玉祥虽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军队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最终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形容为“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与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军失败。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斯大林对藏书网蒋光鼐、蔡廷锴也无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指出；“……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因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应当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