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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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六章 狂飙歌(八)
他死前写有一篇《非不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展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时刻。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
1974年3月,这个战斗到最后的懒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岁。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还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这个人至死不服。
延安整风后期,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看见延安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于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也正是这句话,让师哲豁然醒悟。
王明在苏联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产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他的形象却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只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
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晚年在香港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从儿子家中被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死后两日,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逝世。”
最后弥留之际,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编辑 雅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