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5月9日0时16分，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苏军大本营代表在柏林近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空前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个时刻终于结束。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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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六章和平之履

　　内外因素相交，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能力提出严峻考验。今天最需要也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

反战的心态与迎战的实力

　　1945年5月9日0时16分，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苏军大本营代表在柏林近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空前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个时刻终于结束。

　　那是德国卡尔斯霍斯特一个漆黑的深夜。世界就是这样从暗夜中挣脱出来，走向黎明的。

　　这个黑夜之前的5年零8个月零8天——1939年9月1日的那个黎明，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战斗发起在清晨4时45分。当巨大的爆炸声把波兰士兵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世界也就从这个黎明开始，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深渊。

　　英国著名军事家富勒在其名著《西方世界军事史》的开篇中说：“战争是否为人类进化中所必需的因素，虽然还有辩论余地，但是下述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支配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会完全没有战争；很少有一代人以上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

　　虽然历史书籍早在说明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战争，但那些习惯于将人类文明史和战争史连在一起写的先哲，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预见20世纪人类将战争的广度和烈度推向了一个怎样的极致，这种走向极致的战争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怎样的灾祸和苦难。

　　始于1914年7月28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3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人卷入其中。战争行动从欧洲波及亚洲、非洲及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广大海域，2000余万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之大、毁伤之烈、损失之重，足令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形见绌：参战国家和地区多达61个，17亿人卷入战争旋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以上。战火燃遍欧亚非三大洲及四大洋，战争持续6年，5700万～6000万人死亡。

　　从远古石器时代以简陋的石器作为武器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广岛和长崎腾起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蘑菇烟云，战争工具和战争手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进。中国近代大思想家章太炎说：“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魍魉之逐影。”从人类所有技术进步无不应用于战争这一点看，章太炎所言的确切中要害。

　　与战争工具和手段直线跃升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巨大的马鞍形变化。西方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说：“历来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实力分布之间失衡的首要方式就是战争，或者具体地说，是霸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霸权争夺的典型争斗。但当战争开始后，交战双方民众具有同样心理：柏林和巴黎街头都是彻夜排队争上前线的市民，以及在凯歌声中夹道欢送军队开进的人群，战争被普遍描绘为“伟大的战争”和“最后的战争”。把战争当美梦的人们，最终被战争的灾难所震醒。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欧洲民众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但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和进逼面前，从政府到民众都选择了步步退让。巴黎和伦敦都有彻夜跪在教堂里的民众，祈祷上帝能够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从来不坐飞机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专门坐飞机去德国与希特勒签订协定，然后在世人面前举起记录《慕尼黑协定》的那几张白纸，高声宣布说他与法国总理达拉第“为世界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

　　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以空前残酷的方法，给人们以很多和平年代永远领悟不到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最深刻的启示之一，就是在战争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面前，仅仅具有反战的心态是远远不够的。当战争不可避免地被强加到头上时，还必须具有迎战的决心和实力。

　　2005年5月9日，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庆典。这是所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中最为盛大的。当年斯大林在德国法西斯包围中仍然于红场阅兵，受阅部队直接从检阅场开赴前线的豪壮气概，至今令后人激动不已。当那些白发苍苍、胸前缀满勋章的战斗英雄和英姿勃勃、掌握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后继者通过红场时，除了满目彩旗和雪片般的贺词，同样不应当忘记那些虽然与节日气氛不相符，但却值得永远记取的沉重教训。

　　当年大战即将爆发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主要领导者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为大国之间的战争还会像一战那样逐步展开，忽视了德军已经在西欧战场展现的那些战略战术变化，对新的战争节奏和新的作战方式毫无思想准备，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以为苏军兵力雄厚，装备齐全，战略纵深广大，希特勒尚需相当一段时间消化在欧洲夺占的成果，不至于立即东侵。这两条因素再加上第三条：苏军刚刚完成内部清理，很多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被清出军队，大量指挥岗位上是经验缺乏的新手。

　　这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苏军在战争初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德军在短时间内从西北、西部和西南三个方向向苏联境内纵深长驱直入600～1000公里，包围列宁格勒，占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兵临莫斯科城下。其中包含的深刻教训，不是后来莫斯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库尔斯克大会战甚至攻克柏林战役这些辉煌战绩就可以掩盖的。战争从来都是铁面法官，从来要对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做出最为严酷的检验。总结其中的经验、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也决不能仅仅通过授勋、表彰就能够大功告成。该怎样真正地、深刻地记取那场战争的教训，今天仍然有待于艰苦的努力。

　　在这方面，以色列民族回顾二战的方式值得注意。2005年3月15日，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在耶路撒冷落成。典礼专门放在太阳落山后开始。在如泣如诉的音乐声中，以色列总统冈察夫说，为了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欧洲必须为未来而承受过去记忆的重担。德国外长费舍尔说：“这是一个为遭到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人纪念的时刻。德国是我的祖国，不忘记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道德上的责任，是我们国家应该为大屠杀所负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经历，也是整个世界的经历，“今天我们纪念那些死去的人……是为了让他们的命运被写进历史，永远不被忘记，也是为了保证这种恐怖的事件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演”。

　　这种将灾难作为思想财富的思维方式，也许正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

　　对欧洲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战争在1937年7月7日已经开始，这一天甚至可以再向前延伸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参战最早、蒙受牺牲最烈。由于中国人民宁死不屈，苦苦坚持，使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深陷泥潭，为全世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波兰的奥斯维辛、俄罗斯的斯大林格勒、美国的珍珠港、法国的诺曼底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地，前往参观的人流常年络绎不绝。

　　2004年5月，美国又专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了一个“二战纪念园”，以4000颗金星铭刻在园内一座弯曲的“自由墙”上，代表二战中牺牲的40万美国人。作为世界最先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也要永远记住我们在最艰苦条件下开展顽强抗击的战争纪念地：卢沟桥，平型关，台儿庄，狼牙山……牢牢记住这些地方，把它们刻在心里，才能使我们真正感悟中华民族由苦难走向辉煌的经历。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周围，有人公开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公开修改历史教科书、公开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面对这样的举动，你能说当年那场战争的任务都已完成了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波兰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上有一个巨幅标语：永远不要战争。怎样才能永远不要战争？并非没有很好的范例。2005年5月10日，德国在柏林市隆重举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揭幕仪式。此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德国联邦议院议长蒂尔泽就说过：“修建这座纪念碑并不只是为犹太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德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引以为戒”。

　　当这些德国人真正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理解为解放、真正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争取美好未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挣脱了历史枷锁的羁绊。而想通过让别人忘掉那段历史，或自己修改那段历史的人，不但无法挣脱，反而在加重这种羁绊。

　　永远不要战争的前提，是永远保持记忆，永远保持警惕。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