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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首次发现熊陶尊及其酒元素的文化价值研究（下）

文图/邵国田 王冬力（辽宁朝阳）

　　三、红山文化陶器中与酒相关的器皿

　　德辅博物馆熊陶尊内的沉积物经检测确属有果酒的元素，这一成果证实了红山文化时期有果酒业的存在。这仅是一个点，但是很关键。那么，我们是否根据熊陶尊是盛酒器这一关键点，再检索一下已经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其他考古文献中有哪些器物与酒相关呢？这样的推测虽很大胆，但会使我们窥探到红山文化制酒业的大致轮廓。

　　在近年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虽然迄今尚未见直接有关酒的证据的化学成分材料出土，但有些器物却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尤其是红山文化的陶器中，有一些器物则明显是盛储或饮用珍稀液体的。酒具，主要有以下几类：

　　1、饮酒具

　　东山嘴祭坛上摆放的数件三足小陶盅，这种小盅的出现当为饮用珍贵饮料的饮具（图三）。

　　此现象并非孤例。2003年在清理敖汉旗草帽山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时，也见有同类三足小盅出土。牛河梁遗址也出土多件，还有朝阳市德辅博物馆馆藏小陶盅和小石杯，也应为此用途的器皿。东山嘴还出一件双联杯下为四足，当为盛有两种不同酒的祭器。这类小杯的共同特点是有三足，应是为摆放于祭坛时使之更加平稳而设计。

图三：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饮酒具小陶盅及牛河梁出土的三足（1.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小陶盅；2.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三足杯）

　　2、分酒具

　　在1982年秋冬的敖汉旗文物普查中，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采集到刚刚犁出来的一件带小短流的提梁彩陶壶，还征集一件泥质红陶短细流提梁壶（图四：1）。

　　第二年的冬天，在新惠的乃林皋还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提梁彩陶壶^[7]（图四：2）。

　　同样的尚见于敖汉旗新州博物馆^[8]（图四：3）。

图四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藏品及敖汉旗新州博物馆藏品[1、“之”字纹彩陶短流提梁壶（敖汉旗博物馆藏） 2、彩陶短流提梁壶（敖汉旗博物馆藏） 3、短流提梁彩陶壶（敖汉旗新州博物馆藏）]

　　这件壶出于敖吉乡的哈喇海吐红山文化遗址（图片选自《新州博物馆简介》第1页，属内部印刷品）。这4件标本分别在敖汉东南牤牛河流域和敖汉中部的教来河流域有出土，且均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之上，说明这种壶的使用范围较广，且与日常生活相关。流正面为瓦沟形，向端渐收出尖，这样的设计在从壶里往外倾倒时便不会四溢而集中成流线状注入饮具里。敖汉旗新州博物馆藏：短流提梁彩陶壶，红山文化时期，泥质红陶，共同特点是扁圆体，顶偏一侧有外侈的小流，连桥状小提梁，绕顶点黑色圆点共五排，平底。此类壶带流也是盛珍贵饮品的器皿，进一步说明在五千年前既有控制流量的类似酒的饮料存在。此类器物只有一个进出口，应与漏斗配套使用。顶出一桥形提梁是为提携方便和掌握倾注的角度。这类壶当为分酒具。

　　3、温酒具

　　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敖汉旗文物普查队员在敖吉乡的车罗城那珍沟遗址采集到一件三足的彩陶敛口罐，三足为半环状桥形，肩腹界又附两道较粗的凸弦纹。^[9]（图五）

图五：敖汉旗那珍沟遗址出土的三足彩陶敛口罐

　　过去很少见到红山文化的陶质三足器。这件三足器为夹砂红陶，底沿加三足当为加温所设，又是敛口无颈，很显然是加工液体所设。所夹的砂粒很细，似经过筛选后再加入。红山文化的彩陶器多为泥质陶。此三足陶器夹有细砂，完全从加温的角度考虑。

　　4、储酒具

　　牛河梁遗址出一件带盖彩陶瓮（罍），很显然是为储存易挥发的液体状态的酒类饮料所设^[10]（图六）。

图六：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带盖彩陶瓮（罍）

　　敖汉旗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在萨力巴乡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中采集一件高达64厘米小口彩陶，肩上加双耳，亦当为储酒器^[11]（图七）。

图七：敖汉旗萨力巴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

　　这类陶瓮出土也很多，有些是垂腹小口，均与储酒相关。这类彩陶瓮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一面画彩，另一面空白不画彩，典型的如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那件著名的彩陶罐，其腹部一面绘有网格纹、龙纹、花瓣纹三种纹，另一面为空白。此类不是独例，分别在赤峰市玉源博物馆等非国有制博物馆见有三件。这种现象似乎在说明瓮摆好位置即不再搬动了，是专门精心制作的祭器。现在可以理解为，盛满酒摆放在相关的祭祀场所，完成一项庄重的祭祀活动，即以酒祭天地，祭祖神。

　　5、酿酒具

　　最为典型的酿酒具是1984年秋的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在敖汉旗牛古吐乡千斤营子老虎刺包遗址采到两件高达一米多泥质灰陶旋涡纹大瓮，均敛口，口沿内折，无颈，圆肩细高腹。这两件均已复原，其中一件于2000年捐赠给内蒙古河套老窖酒厂的酒文化博物馆，是该馆年代最早的酿酒具。

　　这类器物的残片在较大的红山文化遗址均能采集到，但复原的很少，均因为体量过大，很难找全。此类器物火候均较高，器壁也较厚，口部低于肩形内下凹的部分正能盖上一种密封较好的木质或皮革类的盖子。

　　红山文化陶器中除以上举出的五种器皿外，尚见有漏斗，现收藏于敖汉旗新州博物馆（图八），为配合其他分酒器和小口储酒器之用。

图八：敖汉旗新州博物馆收藏的红山文化陶漏斗（照片由杨晓明馆长提供）

　　另外，储酒具除上述所举的大彩陶瓮外，还见器形较小的彩陶罐、彩陶壶等，均为储酒一类，尤其是喇叭口形高颈壶更是可以以盖封口的储酒器。

　　这些与酒相关的陶器群直观地告诉我们，红山人制酒业已成系列，随着族群人口的增多，礼制的完善，神权社会的确立，原始宗教的礼制化宗教活动愈加频繁，社会分工越加明显有序，酒的需求量也空前增多。反过来又催生制陶业的发展，酒具的系列化是制陶业系列化的具体表象。

　　当然，我们只看到陶器中与酒相关的器皿，对石器、蚌、骨器中是否与制酒业相关器物尚未做详查，推测有的器物与制酒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以上所举红山文化陶器群中的酒具系列，虽仅是推测，但从器形和功能上去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对于东山嘴祭坛所摆放的三足陶盅，学界早已认定是饮酒具，而且分析为是巫觋作法所使用。奇怪的是，这类陶盅仅出现于祭祀遗址，迄今未见生活遗址的出土实例，即说明这类小盅是祭器，而且有序地成组摆放。

　　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即是红山文化的陶器出现有肩器，如瓮、罐等，这是一改此地区几千年不变的筒形罐之习的制陶业划时代的进步，这种进步的制陶技术很可能受到来自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出现小口有肩的深腹陶器，便有利于制酒业的发展，如酿酒需要厌氧的环境，有了圆肩小口瓮就能达到高效的酿酒器具，储酒也需加盖以防挥发。这些陶器因制酒而催生，又因陶器器形的改变，为制造大量的酒创造了条件。

　　四、世界及中国新石器时代所发现酒的情况及红山文化出现酒的比较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在新石器时代已见酒的发现，有的很早，在我国也见有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出土资料。这些发现多是因为采用了现代科学手段采样化验的结果。

　　现举几例：

　　（一）世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酒

　　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酒的证据：1968年在伊朗西北部发现用于葡萄酒酿造的陶器，这些陶器可以追溯到大约7000年前后，研究人员认为，此次的发现是人类自己种植野生欧亚葡萄树，且把它们专用于酿酒的最早证据^[12]。

　　201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帕特里克•麦戈文博士在格鲁吉亚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陆续从遗址内发掘出土了一些粘土陶罐，经过14C测定数据显示，最古老的陶罐来自公元前5980年，发现陶罐碎片中有8块带有曾经与葡萄酒接触的迹象。经过检测试验结果发现有酒石酸、苹果酸、琥珀酸和柠檬酸的成分，证明罐中存在经过发酵的葡萄酒，只是还没有找到相关色素证据来确定该葡萄酒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

　　这项在格鲁吉亚找到的新发现能将之前认定的最早酿酒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年。之前麦戈文博士在伊朗新石器时代村落陶器中发现的最早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正如报告中作者所述：伊朗葡萄酒中含有树脂成分，而更早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中没有。鉴于松树汁和其他树脂曾被加入酒液中来保存葡萄酒，这是在两者相隔的1000年里出现的一种创新。

　　在欧洲保加利亚的古人类遗址中发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已开始以葡萄汁进行酿酒。而古代诗人荷马在其《Iliad》及《Odýsseia》两本著作中也提到色雷斯人（保加利亚的古人）的优良酿酒技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保加利亚是葡萄酒的发源地。

　　在尼罗河河谷地带，从发掘的墓葬群中，考古学家发现一种距今5000多年前，底部小圆，肚粗圆，上部颈口大的盛装液体的陶器陪葬物品。经考证，这是古埃及人用来存放葡萄酒的土陶罐。特别是浮雕中清楚地描绘了古埃及人栽培、采集葡萄，酿制步骤和饮用葡萄酒的情景（图九）^[13]。

图九：古埃及采摘葡萄酿制步骤和饮用葡萄酒的壁画

　　（二）中国古籍的记载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证

　　中国也是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果酒起源很早，据《蓬拢夜话》中记载：“黄山多猿猴，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14]可见，当时人类还居住在洞穴之中的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就知道采集野果，自然发酵，酝酿出果酒，从而引发出酿制果酒的人类文明活动。

　　据《北堂书钞》江统所著《酒诰》记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15]江统认为酒的发明创造是人们将剩饭丢在树洞里，长久堆积自然发酵而成。

　　《酒经》中也记载：“空桑秽饮，酝以稷麦，以成醅醪，酒之始也。”^[16]

　　《淮南子•说林训》中记载：“清醠之美，始于耒耜。”^[17]醠是一种浊酒，就是说真正的人工谷物酿酒开始于农耕生产活动之后。揭示了酿酒与谷物的渊源关系。这都是古人对酿酒起源问题比较客观的描述和最明确的解释。谷物酿酒是古人在酿酒起源问题上科学理性认识的巨大飞跃。

　　《十三经注疏》记载：“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18]这六项谷物酿酒要求又称“古遗六法”，是套完整而宝贵的实际操作经验和技术要领。

　　《周礼》也有“五齐三酒”的记载。“五齐”指的是未经过滤的五种薄酒。“三酒”为三种过滤去糟的酒。《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万余石，久者数十发不败”。随后，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下始种苜蓿、葡萄，肥浇地……^[19]可知西汉中期中原地区的农民已得知葡萄可以酿酒，并将欧亚种葡萄引进了中原。他们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自西汉开始，中国有了西方制法的葡萄酒。

　　我国正式的经过考古发掘证实史前酒存在的例子有两个：

　　一例是对河南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碎陶片上面的固体残留物进行了化验分析，结果证明，附着物内发现有酒石酸的成分。其主要成分有稻米、蜂蜜、山楂、葡萄，与现代中草药所含某些化学成分相同，根据14C同位素年代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800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酒”。贾湖酒的发现，改写了这一纪录，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酒要早1000多年，成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与酒有关的实物资料。^[20]

　　另一例是201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陕西蓝田新街遗址出土的五件陶器进行了植物残留物的分析，并研究其是否为酿酒所用的器物。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显示，漏斗和尖底瓶是酿造谷芽酒的配套器物。酿酒原料包括黍、薏苡、小麦族、稻米、括楼根、芡实，另外还有其他块根等附加植物原料。新街谷芽酒的原料组合与之前分析的米家崖酒非常接近，但增加了稻米和芡实。这也是首次发现黍与稻同时用作酿酒原料。根据对渭河流域几个遗址的分析，这一地区仰韶文化谷芽酒的最基本原料均为黍。^[21]

　　（三）红山文化发现酒的意义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证实距今5000—6500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的熊陶尊内有酒的存在，是红山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填补了红山文化时期酒的空白。

　　原始宗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而红山文化时期的原始宗教信仰更是达到了神权管理的新高度，浓郁的敬天崇祖信仰导致了发达的祭祀活动。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于天地、神明、祖先的敬畏和崇拜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而祭祀的媒介有唯玉为礼、唯玉为尊、通天敬神的玉器，也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畜肉、五谷、百果之类的食物，更离不开汲取天地精华、珍贵稀缺的“酒”。

　　酒作为珍贵神奇的圣物，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而盛装酒的器皿在夏商时期使用青铜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则使用特殊制作的陶器来表示对神明和祖先的敬意。

　　此次发现用于盛酒的熊陶尊是史前祭祀所用的祭祀之器。而熊陶尊作为红山文化时期祭祀时盛装珍贵酒的器物，也是经过特殊设计制作的，用象征力量、威严、形象逼真的熊来表达庄重神秘的氛围和尊敬虔诚的心境。从而使先民们祛病除灾，风调雨顺，丰衣足食，部族昌盛的祈愿降临成真。

　　五、关于熊崇拜

　　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古老宗教，它产生于人类发明农业之前的漫长的狩猎时代。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和教堂、祭祀阶段，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象的高度关注。给欧亚美三洲北方萨满教传承现象的整体审视以及各地熊祖神话提供了重要理论契机，从“龙的传人”到“熊的传人”之新认识，为华夏及北方大陆的文化寻根带来新的纵深视野。^[22]

　　那么，西辽河流域乃至东北地区有关熊的资料又如何，下面作一讨论。

　　检索考古文献，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均有熊的资料，均见熊的出土实例。主要有以下几例。

　　1.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熊

　　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就对熊进行艺术化创作加以美化，如白音长汗遗址便发掘了一件用白石料圆雕出一件熊首[23]，形象逼真。这应是一件类似杖首的部件，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将熊当做位置很高的神来崇拜（图十）。

图十：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M7出土的石熊首

　　2、赵宝沟文化的四灵图

　　在距今6400—72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土了“四灵”图案的陶尊，上刻划有野猪、飞鹿、神鸟和野牛的透视图案，郭大顺认为：“赵宝沟文化这件‘四灵’纹陶尊，作为一幅包含丰富而深邃思想文化内涵的透视图，时代甚早，艺术水平极高，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堪称‘画坛’之祖”^[24]。在意识形态和绘画艺术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此“四灵”陶尊上的飞鹿、飞鸟、猪、牛图案是在写实基础上加以神化的通灵图像，明显表示出古代先民对上天的信仰和崇拜（图十一）。

图十一：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上的“四灵纹”展开图

　　其中的猪、鹿、野牛均为森林和草原的兽类。图中的鸟应为鹰，也与森林和草原相关。这也反映出距今五六千年的辽西野生动物完整的生态链的存在。虽然没有熊在图中，但在这一生物链中肯定会有熊的这一环节，因为赵宝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熊的头骨。

　　3、红山文化的熊

　　红山文化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即是在辽宁朝阳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真熊下颌骨[25]和熊爪，熊吻部和下颌骨残件（图十二）。

图十二：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熊残件和灰坑出土的黑熊下颌骨（1.黑熊下颌骨；2.泥塑熊爪；3.泥塑熊吻部；4.泥塑熊下颌骨残件）

　　说明了在其祖庙这样神圣的庙里，竟有熊神的尊位，熊成了红山人不可替代的“图腾”。熊头骨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26]。其次才是鸟的泥塑像。有学者甚至由此认为红山先民即为“有熊氏”，也就是黄帝族的“图腾”，具有一定的道理。

　　除了神庙所见的泥塑像，还在墓葬出土了一件双熊首三孔玉器（有称其为玉梳背）。迄今为止，有出土的地层关系的红山文化熊资料仅见于牛河梁，因为牛河梁的独特位置，才出现了熊，而且熊雕塑出土于神庙中室的顶部，显示其独尊的神位。

　　4、小河沿文化的熊

　　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熊又大量出现在陶器上，有熊首罐（已见两例）、器物上的熊首流、器盖上的熊首钮等，此时的崇拜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而不是像红山文化那样一族独其束之高阁。

　　青铜时代的辽西文化也见有熊的资料，不一一列举。在古代，熊往往和虎相连，虎显示速度，熊则显示力量。给先人的印象是熊威力无穷，具有超自然的伟力。

　　在现今东北的少数民族中，仍有崇拜熊的习俗，甚至还认为熊即是他们的祖先。如绣熊首像挂于厅堂之上来崇拜。

　　六、小结

　　本文重点是就红山文化酒的发现来展开讨论。通过对熊陶尊沉积物的科学检测有果酒的元素，首次以实物证据证明红山文化有果酒。随着进一步田野考古发掘和科学检测等自然科学手段的不断介入，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红山文化的酒资料被发现或被证实。通过对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器中一系列酒具的认定，我们似乎已预见到红山文化不仅有果酒，还应该出现粮食酒。这一假定我们期待着用检测成果尽快被证实。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辽河流域酒的上限是何时。比红山文化时期较早且相近的是赵宝沟文化时期，该时期的生产力和艺术成就是史前文化中较为突出的阶段，从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四灵图透视画。现在还可以在众多博物馆看到那些仿桦树皮椭口扁筒形陶罐，成组地出土且均一面有纹饰一面没有纹饰，这是专门用来供奉祭祀的神器而不是实用器，在举行宗教活动后即摆放，不需再移动。还有一种器即尊，也应是盛酒的神器，不是生活实用器。

　　总之，这一件盛酒的熊陶尊，会引发一系列的讨论和研究，对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认识会有飞跃式的进展。

　　[7] 邵国田.敖汉文物精华[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60

　　[8] 邵国田.敖汉文物精华[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60

　　[9] 邵国田.敖汉文物精华[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61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图版一三六

　　[11] 邵国田.敖汉文物精华[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59

　　[12] 王华 宁小刚 杨平 李华.葡萄酒的古文明、旧世界与新世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6)：150

　　[13] Vine R.P.Commercial Winemaking.Processing and Controls[M]. Westport ，Connecticut：AUI Publishing Co，1981：1

　　[14] [明]李日华.蓬拢夜话.齐鲁书社，1996：118

　　[15] 万国光.中国的酒[M].人民出版社，1986：23

　　[16]北宋 朱肱撰.北山酒经卷上[M].国际酒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17] 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1999

　　[18] 《十三经注疏》（5）.礼记▪月令.艺文印书馆，2001：345

　　[19] [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63

　　[20] McGovern P. Fermented Beverage of Pre- and Proto- Historic China[J].PNAS，2004，101(51)：17593-17598

　　[21] 刘莉 王佳静 赵昊 邵晶 邸楠 冯索菲.陕西蓝田新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陶器残留物分析：酿造谷芽酒的新证据[J].农业考古，2018(1)：12

　　[22] 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7：44、72

　　[2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8

　　[24] 郭大顺.郭大顺考古文集（上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294

　　[2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图版三二五 牛河梁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之五

　　[26] 叶舒宪.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7：41

（完结）

　　（本文由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馆长王冬力提供）

红山文化首次发现熊陶尊及其酒元素的文化价值研究（上）（邵国田 王冬力）

小链接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人，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德辅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方向：辽西新石器时代考古。

　　王冬力，辽宁朝阳人，德辅博物馆馆长，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辽西新石器时代考古。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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