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脚步

文图/文化信使 沈兰香（辽宁朝阳）

　　“妈！妈！” 我用力抱紧双臂，两腿不住地颤抖，拼命地喊。嘴里叼着的玉米面饼子跌落在地，扑向我的野狗一口吞下饼子，扬长而去。我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个梦。一阵凉风从窗外袭来，两声闷雷响过之后，雨又下了起来。我重新记起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暗夜无眠，听声声滴落的回响，是雨，是泪，是血……

　　1936年出生的母亲三岁就没了娘。大舅比母亲大三岁，大姨比母亲大六岁。姥爷是石匠、瓦匠兼粉匠，常年奔波在外，只好把年幼的母亲寄养在三姥爷家里。母亲九岁时，姥爷给这三个苦瓜秧上的苦孩子找了个后娘。母亲又回到了家。后姥姥又领着三个苦瓜蛋子进了门。三个姨都比母亲大，后来又有了老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一大家子人能吃上饭已是奢侈。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她常骑在学校的土墙豁子上听着草房子里的朗朗书声。她和我们说，她没喝过“蜜水”，一个大字不识。听得出，她那话语饱含着渴望。大姨出嫁之后，她常偷着跑二十多里山路去找大姨，回来之后就要领受一顿树条子、圪针伺候。

　　野生野长的母亲十九岁骑着毛驴嫁给了素未谋面的父亲。从西山坡移栽到了东山岗。父亲和母亲同岁，是读过书的文化人，但少言寡语，一脸严肃。爷爷倒还慈祥，可奶奶却是个讲究规矩的婆婆。大姑已经出嫁，二姑、老姑、二叔还在念书。父亲是家中长子。母亲像裹着小脚似的颤颤巍巍地迈进家门，不敢少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没日没夜地放下田里活，拿起屋里活，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还常常受到奶奶的责难。

　　大姐、大哥之后，二姐出生了。从没蹲过灶坑的父亲亲手炖了一碗粉头咸菜，煮了两个鸡蛋端上炕。母亲当时受宠若惊，满眼闪动着对父亲的感激，心里暖暖的。她想，总算可以好好地坐回月子了。正在此时，二姑婆家派来给娘家报喜的人到了，说二姑生了个大胖小子。老姑听了，把炕上的炖咸菜和鸡蛋装进筐里，拔腿就跑，给二姑送去了。日后才知道二姑的孩子是抱来的。母亲说，自己从小没娘就是没有口福的命，要不咋就赶得那么巧。

　　后来又有了二哥。我最小，是父母的“老娇子”。我是“坐生”。母亲在生产队种了一天的地，晚上父亲去队部开会，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的土炕上摸着阎王爷的鼻子生下了我。

　　大姨婆家那个山沟沟叫荒地，山地薄打粮少，吃水还得用驴到好几里地远的山外驮。家里有四个儿子，生活艰难，决定举家去黑龙江投奔小叔子。母亲是背着我走了二十里山路去送大姨的。大姨喜欢姑娘又可怜母亲身体孱弱，要带我去黑龙江。母亲先是答应了，等大姨抱着我走远了又发疯似的追上去，把我要了回来。大姨刚到黑龙江常有书信往来，读信写信都是父亲的事。信里说，大姨夫到那不久就因水土不服去世了，大姨的四个儿子也没了一个。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寄出的信都被退了回来。母亲惦念大姨，一颗心像吊在辘轳上的水桶悬着放不下来。

　　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每年都养两头猪。一出正月，父亲就去集市抓来两头小猪崽。一家人从嘴里省出些稀粥、菜汤喂养它们。杏花开过，小叶椴就长出嫩叶。母亲和梁后二婶，张家大娘，刘家二娘早早约好。生产队去沟里薅苗的时候，母亲和她们结伴趁中午歇晌，去“跳石坎”的“烂石窖”边上捋小叶椴叶子。捋满一口袋扛下山就躺在地头，从衣兜里摸出早上从家带来的玉米面饼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眼前的一坡青苗晃动着云影般的盼头。哨子一响接着薅苗。晚上散工，母亲把口袋扛回家，先给猪撒两把小叶椴叶子，然后再洗几捧，撒上盐，拌上玉米面上锅蒸小叶椴布拉。馇一盆高粱𥻗子粥。一家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围着桌子吃得热汗涔涔。刷锅刷碗的水趁热舀给猪喝。等榛柴长出嫩叶，大姐、二姐放学就去山上捋回来喂猪。我和二哥常挖些苦麻子、刺菜给猪吃。 八月节过后挑一头大的猪卖给国家，送猪的时候，母亲端着泔水瓢跟在后面“嘞嘞嘞”地叫着，一直送到西梁头，回来把泔水倒进猪槽子，期待明年还能养出这样不挑食的好猪来。剩下一头小的再喂上一冬上上膘，过年杀猪吃肉，这就是全家人一年的油水了。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父亲放弃了民办教师工作，踌躇满志地和母亲一起种地、养羊供我们几个孩子读书。大哥到了成家的年龄，父亲张罗着拆了草房，为大哥和二哥分别盖起了三间瓦房。

　　日子如山泉水般汩汩地向前流着。大哥、大姐、二姐相继成了家，直到最小的我领着孩子住姥家的时候，二哥还没有结婚。我们住的小村隐在辽西群山的褶皱里。我们这群孩子是哼着“一进东干沟步步踩石头，一进干沟门稀粥两大盆……”这个顺口溜走出童年的。现在虽然山还在，石头还在，童年的余音还在，而我们这个山旮旯已然盛不下这一代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

　　二哥的对象看了一个又一个，姑娘们都望山兴叹，选择放弃。媒人说要是房子盖在山下的道边或许能成。父亲恨不得把这房子安上轱辘推到山下去。后来，二哥去长春批发本地苹果和一个姑娘两情相悦。姑娘父母只有三个女儿，结婚就得去长春生活。姑娘家里催着要订亲，二哥硬着头皮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家里大小事情一向是父亲说了算。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小心翼翼地看父亲的眼色行事。母亲心里犯了难，揣摩再三把这事和父亲说了。父亲听后大发雷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去做别人家的上门女婿。父亲没收了二哥所有的钱，不准他再去长春。母亲眉头拧成了疙瘩，在日暮时分，眼泪汪汪地站在门前的高坡上默默地凝望遥远的天际，努力想象着山外面的世界。夕阳余晖拉长了一个日渐佝偻的侧影。二道洼刮来的风蹚过玉米地重复着一声声叹息。在一个秋天的黎明，鸡叫两遍之后，母亲趁父亲还在睡觉，把自己刨药材、捡蘑菇卖了攒下的零钱塞给了二哥，偷偷放走了他。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母亲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她也会走出这个山沟沟。

　　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更多农村人不失时机地涌向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大哥和我们三姐妹也举家奔赴不同的城市。二哥和二嫂在长春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上辛勤耕耘，种菜、卖菜，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年逾古稀的父亲和母亲笨手笨脚地侍弄着几亩山地。母亲一有空就站在家门前翘首远望，把自己站成了一棵树，一棵被岁月和离愁压弯的树。

　　2009年5月，我们怀着深深的愧疚和悲痛送走了父亲。二哥把母亲接到长春安度晚年。二姐也把家搬到了长春。大姐、大哥和我每年都接母亲到自己家住上几个月，后来母亲年龄大了不堪长途劳顿，我们便不敢再接。几年之后，长春市扩建新城区，二哥原来的菜地如雨后春笋般长出一幢幢高楼。母亲也住进了楼房。我们常在视频里聊天，听母亲念叨老家的柴火大灶，小豆腐，黏豆包。此时，母亲眼神里流露出对旧日时光和农家生活的眷念。

　　一个夏天的午后，二哥拨过视频，画面里一个大院子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玉米和各种蔬菜。院里支起一个大锅，锅里的水沸腾着，鲜嫩的玉米宛若一群游鱼咕嘟咕嘟地吐着泡泡。隐约有一股熟稔的香气隔着手机屏幕袅袅地飘过来。“难以抗拒的诱惑啊！”我不禁感叹。灶间锅台上放着满满一盆红烧肉。另一个盆里一双手和着炸丸子的豆腐。一缕白发拂过屏幕。我诧异地问，“这是哪？”二哥说：“我在郊区买了个大院子，今儿我们喊着楼上楼下的邻居一起来尝新鲜。老妈特别高兴亲自动手给我们炸丸子呢！”母亲眉欢眼笑，对着视频翘起了三个裹着面糊的手指头，得意地说:“我老儿子有仨家！”旁边的二嫂搭了腔，“仨家咋地，也是一个老婆一个娃！”逗得身边的人都笑了。母亲的脸笑成了一朵带露的菊花。

　　那些年和大姨失去联系之后，大舅亲自跑一趟黑龙江才找到大姨。时隔半个世纪，黑龙江呼兰家家户户都养牛，大姨家的表哥已是一位资深的兽医了。二哥开车带母亲去和大姨团聚。两个银发老人偎依着，在东北的热炕上同宿同餐，老姐妹俩相伴了两个多月，了却一桩心事。

　　母亲八十大寿我们兄弟姐妹聚集到二哥家。我们众星捧月般围着母亲叙说童年。当点燃生日蜡烛，唱起生日歌那一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涨满心海。尽管我们鬓发苍苍儿孙满堂，有母亲在，我们依然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母亲的目光拂过在场的每一位亲人，舒心地笑了。这是母亲一生中最盛大、最隆重的生日。

　　2021年5月，母亲走完了她八十五岁的人生之路。母亲从旧社会走到了新中国，从辽西丘陵沟壑走进东北黑土地的辽阔，亲历了那一代人波澜起伏的人生际遇。母亲说过，她知足了，赶上了好社会，过上了好日子。

　　期待已久的高铁开通了，老家的路也修到了家门口。而母亲却离开了我们，写到此处禁不住泪雨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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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兰香，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辽宁省凌源市人。有诗歌和散文在《辽西文学》《朝阳日报》《燕都晨报》《德州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纸刊发表，曾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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