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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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 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什么卢沟桥成为抗战爆发地点？为什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为什么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胜利花环不仅是夺目的荣耀，更是切肤的警醒。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国民政府迟迟不肯对日宣战？（上）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下决心抗战。他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多次引用的抗战名言。

　　蒋介石对于抗日的考虑，有他的被动之处。

　　第一，他一直是想“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但共产党人始终无法剿灭，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紧逼，再不抵抗，连“安内”的空间都没有了。

　　第二，国内外皆施加巨大压力。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强烈要求抗日，国外的英美政府也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不希望他后退太多。

　　第三，“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

　　很多人看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才知道，“西安事变”时，宋美龄曾把周恩来带来，与蒋介石两度会面，达成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协议。过去，蒋从西安回到南京后，绝对不承认事变中与共产党有过接触。当然，蒋介石抗日也有他的主动所在：一是感情基础，二是利益基础。感情基础，从宋美龄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宋美龄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宋美龄母亲病重，宋美龄陪伴在床前，问了母亲一句：“您的祈祷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好让它再也伤害不了中国？”当然，蒋和宋都恨日本，日本人对蒋也基本没有好感，后来几次谈判，谈到最后都想让蒋下台。

　　利益基础，从他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处置结果的后悔可见一斑。1932年6月，蒋介石听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翁文灏的汇报，介绍东三省煤炭占全国60%以上，铁矿占82%，悔此前决策错误，在日记里写道：“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对内、对外之政策之错误也。”这也蒋介石抗日的动因之一。

　　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为什么战争发生在卢沟桥？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细节，细节里面的名堂非常大。冠冕堂皇的浮夸，往往被细节击穿。

　　通常所谓“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习主席提到的14年抗战，则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那么，国民政府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时，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有3年零8个月的时间。

　　从常识上，多数中国人都以为“七七事变”全面打起来就算宣战了，其实不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10年零3个月；即使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全面抗战也已经进行了4年零5个月。

　　既然蒋介石有感情的因素，有利益的因素，知道必须跟日本作战，但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最终对日宣战？最直接的原因，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这才鼓足勇气，紧随美国之后宣战。

　　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在侵略者明火执仗、南京屠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竟然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耻辱吗？

　　当然，国民政府有些客观理由。据当时的兵工署统计：库存子弹5亿发，长江北岸山炮、野炮炮弹12万发，克虏伯野战炮炮弹10万发，合计22万发，只够20个师3个月的使用量。

　　1937年7月31日，“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邀请他的“智囊”——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一起吃饭，告知他们决定抗战。胡适问：能支撑多长时间？蒋答：6个月。当时就这个底数。所以不敢正式宣战，一边打一边想和，能妥协就妥协，能不打就不打。蒋的抗战，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到底的决心。

　　所以，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秉承希特勒意志，出面“调停”。德国希望日本从中国战场拔出腿来，进攻苏联。日本从东面进攻，德国好从西面进攻。日本跟中国打起来，对德国来说是个不小的麻烦。日本当时提出了7个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第二，华北非军事区；第三，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对日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主权。

　　最初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东北已经丢了，华北又被日本占领，现在还要内蒙古自治，胃口太大了，不行！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刚刚表态不能接受，7天之后，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于是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提出的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

　　其实，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已经说过：“如果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行为，这我敢做。”这些话，国民政府绝对不会拿出来说，但他当年的确做好了以长城为界的准备，东北就算了，只求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就行。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历史在这里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如果当时，真的按照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停火，日本倒是从中国抽身了，可蒋委员长“抗日英雄”的光环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尘埃，日本战争机器的寿命不知要延续多久，东亚战争的蹂躏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但问题是，日本此刻已经利令智昏了。

　　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立即变本加厉，7个条件不够了，再加4个。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区设立特殊机构、伪政权，这已经是亡国的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再退，对陶德曼说“绝无接受之余地”。日本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抽身的机遇。

　　研究日本战争史，我猜想很多日本人对这段历史做内部评估时，一定很后悔——当年见好就收多好啊，胃口太大了。可是错过一次机遇，后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紧接着，1938年5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过去跟蒋介石私交非常好。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亡命日本，宇垣一成给予精心照料，两人结下友谊。蒋介石一看老朋友当了外相，觉得有戏了，可以做文章。于是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要谈，要和，别再打下去。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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