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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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什么卢沟桥成为抗战爆发地点？为什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为什么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胜利花环不仅是夺目的荣耀，更是切肤的警醒。

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上）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在华北战场一溃千里。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仅靠正面战场，中国抗战很难取胜。炮弹枪弹只能支撑3个月。蒋介石说“可支持6个月”，也是只看见了国民政府手中掌握的有限资源。而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怎么持久？支撑持久的战争资源在哪里？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变革者，如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都有一个通病：基本上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没有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

　　鲁迅写的《阿Q正传》，台湾学者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难道不也是如此？阿Q被人欺侮了，回到家说“打我的是孙子”于是获得解脱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中国人人性中最卑劣可叹的部分。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出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民众中弥漫着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利益甘愿苟活于世的空气。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活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

　　但是无论把这些说得多么严重，它也只是中国国民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看见的是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民众不是被改造的对象，也不是被利用的团体，而是力量的来源。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人。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这里，最不被人看好的资源变成了最好的资源，变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看到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毛泽东说：“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多少知识分子投入抗战的洪流。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交通、浙江、武汉、中央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最后他按照叔叔钱穆的建议，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国学大师陈寅恪想招募他为弟子。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

　　一夜之间，钱伟长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弃文从理。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没学过，所以是0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坚决拒绝其转学理工的要求，一直到后来被钱伟长的诚意打动，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五年之后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抗日与强国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我们今天常讲，兴趣与爱好是一个人最大的动力。钱伟长因国家需要、民族需要，兴趣爱好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由最初痛恨理科，最后成为力学大师。

　　2010年，钱伟长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讲：“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曲不屈，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再看看爱国华侨陈嘉庚。陈嘉庚为支援抗战，捐款捐物无数，并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议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这明显是对着当时有降日倾向的汪精卫而去。陈嘉庚和汪精卫过去是莫逆之交，议案提交以后，作为议长的汪精卫认为太过尖锐，把提案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

　　抗战时期，国内有几个人会开汽车？滇缅公路作为重要的战略运输线，要把物资运过来，我们却没有司机。陈嘉庚动员华侨机工，志愿去开车、修车，往中国运送物资。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山下奉文下令“新加坡华人减半”，就是要报复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大家都知道1937年南京屠城，日本侵略者杀了30万中国人，5年后又杀了10万新加坡华人。2015年5月，我们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问当地媒体：“你们知道新加坡屠城吗？”他们大都不知道了。

　　现在每年12月13日被设立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非常好，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新加坡热衷于邀请美国返回亚太搞“再平衡”，热衷于和日本搞关系，他们还记得当年遭的灾难吗？忘记历史的“往前看”，你有根吗？没有根，你能看到什么呢？

　　不只钱伟长、不只陈嘉庚。当年抗战有多少知识分子，如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等著名人物奔赴延安，总数达4万余人，前所未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一个班里既有海外留学生也有文盲，真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

　　当年，人们既可以选择到西安、重庆的国民党通信学校、国民党军官学校——不但报销路费，还发津贴，发服装；也可以选择到延安“抗大”——路费自理，没有津贴，衣服只发一套。据当年的学员回忆：在“抗大”，吃的粮食自己背，烧的煤自己背，木炭也得自己烧；天热了在延河洗澡，先洗衣服，在河滩上晒个半干，上岸再穿上。

　　条件这么艰苦，人们还前赴后继往那儿跑，为了什么？2013年9月我给上海市市委中心组讲课，上海市纪委书记（现任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对我说：“连战先生到上海访问，我直接跟他讲，不要一说抗战就是你们国民党。我不讲别人，就讲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江浙富豪的少爷和小姐，阶级属性跟你们是一样的。当年抗战，为什么他们都去了延安，而不去重庆，就是因为你们不抗日，一味后退。去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抗日。”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