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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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 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什么卢沟桥成为抗战爆发地点?为什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为什么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胜利花环不仅是夺目的荣耀,更是切肤的警醒。
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正是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全民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种族之别,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在这一刻,中华民族真正发现,我们是一体的。不像过去,你好了我就不好,你赢了我就输,相互矛盾,相互对立。日本人不仅对国民党而来,不仅对共产党而来,而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在这一危难时刻结成的。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中国民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更为广泛深刻的组织动员,发生在农村。因为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所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动员组织依靠群众,是与日本侵略者决胜的关键。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中国的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载他们所需的军需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
毛泽东看见我们拥有的最大能量、最大资源是民众,蒋介石看到过没有?国民政府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论持久战》中这句话被广泛引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看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装备差,不是国力弱,最根本的问题是无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抓手,就是一定要把民众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过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我们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这种动员的广泛性,使地主也要抗日,资本家也要抗日,就像杨晓渡书记说的那样,江浙富豪家的少爷小姐,也全都跑到延安去了。
全面抗战,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发生根本性改变,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当时各地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工作团训练班,广泛动员民众参军、支前、参战。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土地革命当中“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陕北士绅李鼎铭向毛主席提出精兵简政的著名建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鼎铭曾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对象,抗日战争中却成为陕北开明士绅。城镇中成立“青年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农村中则组织起“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一个家庭中,可能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在不同组织中为抗日救亡努力。
中国封建社会多少年,从未有过这种变化。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最为强势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而国民党则基本不会这一套。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展现的最大能量,就是把人教育得有觉悟,把人组织得有力量。结果出现了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两个战场。
下面这部分全部引自日方的资料。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带回去的有关侵占华北的资料,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华北治安战》上、中、下三集。里面都是对当年华北战场的描述。
例一:“对于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他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还是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例二:“中共及其军队尽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例三:“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乃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例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
例五:“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岗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刚刚脱离大队分进之际,就被居民带进不利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是日本侵略者自己的描述。
后来很多日本军人回忆说:宁愿与重庆作战,重庆部队一打就退,就散,缴获很多武器,抓获很多俘虏,战果明显;在华北与共军作战就很难,刚一睡觉,他们就来了,出去找,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特别难适应。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他的比较与总结是:“相较之下,与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进行令人紧张恐怖的战争,反倒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回忆在中国的4年,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离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咪西咪西,顺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里的人。”没想到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日本人把他们攥紧的小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小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灰土地上。
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哪个孩子不知道如此“不识抬举”带来的生命危险?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儿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夸张形容,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当年那些小伙伴仅凭世代流传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
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拿他们无可奈何。一千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平日里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须言传便能意会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所谓组织动员,不是要用一些前所未闻的“大道理”来征服民众,而是激发出他心底压抑已久的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就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最无可替代,最具特色的巨大贡献。这就是扬言“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的悲剧所在:原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结果发现不但要应对正面战场的正规军队,还要应对敌后战场上觉悟了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被广泛深入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从来没有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到了这一点。
今天仍有很多人在争论:“谁领导了这场战争?谁才是中流砥柱?”台湾的郝柏村、马英九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两个战场究竟哪个作用大?国共各打了多少战役?双方各歼灭了多少对手?”各种社交网络也在传播这样的言论:“共产党没做什么,国民党做了很多。”
这样说的人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一场战场较量,一场军事冲突,以为能够像清点缴获物资一样,清点各自的功劳。事实上,这些看似“尖锐”的问题,没有一个能超越1938年的“蒋廷黻之问”。
(未完待续)
一南力作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编辑 瑞雪 审核 雅贤 编审 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