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寨思想武器，岂能解决中国问题？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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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三章等待填满的容器与需要点燃的火炬

　　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我们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

山寨思想武器，岂能解决中国问题？

　　这篇文章有三个关键词：话语权、正义、进步中国。

　　关于话语权，先讲个故事。2013年，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我校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其间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让我们大受其害；你们现在发展很快，很有钱，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如今的局面做出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一提出，我方学员一片哑然。与我共同主持座谈的防务学院领导出来打圆场，说中方学员中没有外交官，不了解这方面情况，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不会那样做了。他讲完后，我主动要求做一些补充：

　　首先，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成立“国联”（全称“国际联盟”，《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员国只有四十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已经达到一百九十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

　　其次，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南非的曼德拉吗？今天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东方、西方都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生厌恶曼德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给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捕，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大力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以及南越的阮文绍、阮高祺，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自己就居于道德高地了？美国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人民大学附中上学，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正确的事？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

　　再次，我们支持过的人，是否有些后来去干了贩毒一类的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与我们当初支持的目的毫不相干。我们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总之，我们没有做错。用不着今天跟这个道歉，明天跟那个“对不起”，后天“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哥伦比亚上校坐在那里，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没有继续追问。晚宴时，他过来和我握手，说很感谢，他没有想到我讲的这个角度。

　　现场一些同志后来说，听了哥伦比亚军官的提问，内心憋气，又不知怎么反驳。我这些话，把他们心里憋的这股气发出来了。

　　我认为，共产党人的社会正义，是话语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

　　今天很多人对此发生了动摇，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仟悔”的书。有一批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做一件好事。说“基本错了”是客气，说“根本错了”“从头到尾都错了”才算彻底。于是出现所谓的“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错误=零。白活了。

　　还有刊物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事实上，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再到“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源泉。

　　我们所强调的“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今天一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好像只要经济能发展，就什么都可以做，这在无形之中，必然侵蚀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个典型，是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王三欣的理想是什么？是年轻时讲的两句话：“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哪像我们今天，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

　　我们今天富起来了，钱包鼓了，衣服穿得好了，但是内心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羸弱。那一代共产党人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是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共产党人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必然失去担当的精神，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

　　2008年6月28日，我在贵州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上午没来听课，因为正好发生了“瓮安事件”，他到前方紧急处理去了。时任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抓经济建设很有成绩。当石书记找他谈话、追究责任时，他觉得十分冤屈，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瓮安的GDP在7年内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GDP，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人给烧了？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丧失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把发展当作目标本身。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发展、只要增长，可以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绥靖主义空气弥漫。“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包括对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的处理也是同样，增大投入、促进发展的确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行不行？能不能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失去了坚定性。我们对内在失去群众，不再像过去那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对外在失去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精力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几年前，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一种理论。

　　这让我想起1997年，我在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的陪同下，参观西点军校。他是1978年的西点毕业生。西点军校纪念馆内陈列着两个模型：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们当年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至深。当年志愿军两个连守住了高地，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也是这样的高地，我们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让大家看到高地上的旗帜？好像没有。

　　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的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的网络语言：“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如果共产党人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将再次出现：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告诉我，前几年“两会”，一位军队领导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这位军职干部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

　　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省委讲课。结束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的问题，还有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的直觉回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说到话语权，我们必须自问：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

　　我们今天思想匮乏，到处寻找“思想武器”。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的《第三次工业革命》（The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一度颇受追捧。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评价道：“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不接地气地“山寨”别人的思想，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