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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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七章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一定要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通过胜利，给中华民族肌体注入了全新的激情、尊严与血性。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萎靡

　　今天再回顾那段历史，社会上各种观点非常多。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曾为朱德夫人的贺治华，仅为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就出卖了政治局常委罗亦农。抓捕罗亦农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当时，蒋介石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接着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所承受的考验。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

　　不靠机缘而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其成功不是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也不像东欧社会主义在苏联坦克帮助下建立，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为400万，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产生、集合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就不能赢得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只是一纸空言。

　　还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他们认为最理想的路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甚至早已繁荣富强了。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

　　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

　　其三，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顺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作用，就知其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的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学者、好伙计，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温情主义和虚无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绝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我们还有一些学者，以所谓“寻找新视角”“还原历史真实”为由，以小搏大、以偏概全、以细节否定总体，用小考证否定大历史，解构我们的历史，解构我们的英雄。

　　有的说《辛丑条约》是西方对华的合理条约，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正确的做法。有的说所谓“长征”是落败逃亡，真正演绎的不是什么“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残酷的“适者生存”法则。还有人通过大量使用日本方面和台湾方面的资料，“考证”平型关作战是共产党方面夸大其词；又通过选择性运用我们自己的资料，“考证”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一是保存实力，二是反蒋摩擦，三才是抗日。

　　这些打着“揭秘”“回归真相”的所谓“学术成果”，实际上是利用蓝色“考证”颠覆红色“历史”。这种所谓“纯学术”，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颠覆的纯政治。

　　自古便有“要亡其国，先亡其史”之说。

　　苏联解体，与此关系极大。

　　而反过来看，要兴一国，也必先兴其史。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放眼全球，哪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如此起伏跌宕的波折？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我们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力度的思想，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地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就成了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除去别有用心的故意，印证的也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通过数十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给中华民族的精神元素中注入了一些全新的因素。把这些全新因素真正总结、概括出来，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840年到1949年，我们以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救亡。

　　从1949年到2050年，我们还要以百年的时间完成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必须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孙中山说：“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张学良说：“我是个爱国狂。国家要我的命，我立刻就给；要我脑袋，拿去就可以。”

　　因为他们这样的心声，以及在这样心声指引下投入全部生命的实践，他们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永久铭记。

　　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心声吗？

　　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声，这个时代又会属于谁呢？

　　今天世界形势变化太快了，国家发展步伐太快了，人们生活节奏也太快了。如果没有由历史积淀形成的国家品格，我们该怎样在大千世界中，争取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苦难不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总结经验、夺取胜利，才能如此。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