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聚焦党内力量，无可取代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章唯有真人能自觉

　　中国革命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一大批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当队伍丢了魂的时候，他们就是队伍之魂。

周恩来：聚焦党内力量，无可取代

　　我们下面看周恩来同志的历史自觉。

　　过去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对周恩来同志夸赞甚多，但最近海内外披露的书刊，杂志、网络上的解密，又对周恩来同志非议甚多。我觉得不管夸赞还是非议，很多人没有抓住周恩来同志的实质。大家常说周恩来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仅仅只有工作精神吗？周恩来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终生为了组织牺牲个人。

　　尼克松有一段评价，不太着边，但也着了点边。他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而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更合适的比喻是什么？一个手电筒照十几米，光芒尽失，而一束激光能在几公里之外烧蚀钢板。激光的能量来源于高度聚焦。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终生从事的事业，就是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协调，完成党内力量的聚焦，把脾气各异、兴趣各异、志趣各异的领导人集中起来，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为党提供软性的力量，这是无人可取代的。

　　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信说，要求带领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毛泽东为什么写这封信？

　　首先，当时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转移去向也不是很远，从江西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萧克会合，转一小圈再回来。谁也没想到一开步走，走了两万五千里，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回来。第二，毛泽东内心不愿意和上海来的中央领导同志搞在一起，包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和周恩来。他们从上海到苏区，毛泽东领导职务也丢了，反“围剿”也失败了，被迫战略转移了。毛泽东想一个人留下来，把苏区收拾好，“欢迎中央再回来”。第三，毛泽东也低估了蒋介石经营江西的决心，蒋介石这一回是志在必得，一定要拿下江西，毛泽东如果留下来，必然九死一生。留下来的领导人包括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等纷纷牺牲。

　　毛泽东当时也不是先知先觉，他把信交给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博古当年才28岁，非常年轻，看了信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把信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只说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周恩来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驻地于都，两个人关起门来谈了整整一晚上。到底谈了些什么，毛泽东终生没有透露只言片语，周恩来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过长征以前他与毛泽东有这么一次彻夜长谈。只有周恩来带的三个警卫有所回忆：两位领导同志在屋里谈话，外面下大雨，斗笠、蓑衣、绑腿、鞋子全湿了。他们着急，想谈完话赶紧走，但里面老谈不完，于是开门去倒水。门一开，两位领导同志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倒完水出来，把门拉上，两个人再接着说。具体的谈话内容，警卫一句话也没听见。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带着三个警卫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博古询问情况，周恩来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这句话很简单，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命运。如果毛泽东不跟着走，红军长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长征？前面还能有遵义会议吗？红军真的能走出困境吗？如果毛泽东要留下来，他的生命安全能得到保障吗？

　　这是周恩来于中国革命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同志晚年病重，叶帅交代周身边的护士、警卫：总理肚里话很多，他一定要说的，你们把它记下来，昏迷中讲的话都要记下来。结果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警卫交上来的都是白纸，周恩来什么都没说，昏迷中也没说，全部带走了。他一生个人服从组织，为了组织牺牲个人，把一个共产党人演绎得淋漓尽致，给我们留下了最佳榜样。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还有一次重要谈话。1946年，博古飞机失事牺牲了，牺牲之前多次对其好友潘汉年讲过周恩来与他那次彻夜长谈。那次谈话影响了博古的一生。

　　遵义会议开过，博古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了，要让张闻天同志出来承担，但博古不愿意交权。中央的“两个挑子”依然跟着博古，一个挑子是中央印章，一个挑子是中央文件。直到1935年3月5日，长征队伍走到云南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核心是劝博古交权。

　　周恩来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批评博古，而是开宗明义：你我都留过洋，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对中国的国情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当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把这个事情搞成。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将“两个挑子”全部上交中共中央。后来，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当中，博古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不站在王明一边，而站在中立位置，把王明气得要命，因为他和博古在莫斯科关系很密切。这是周恩来同志极大的历史自觉。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