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个叛徒：弄潮者，亦被潮流所弄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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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十章唯有真人能自觉

　　中国革命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一大批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当队伍丢了魂的时候，他们就是队伍之魂。

两个叛徒：弄潮者，亦被潮流所弄

　　革命就是大浪淘沙，高级领导干部叛变比比皆是。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红军长征开始，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任何革命都有投机，中国革命太残酷了，他们实在坚持不到最后，级别再高也只有一走了之。

　　有两个大叛徒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个是龚楚，一个是张国焘。

　　龚楚是我党最早从事农运的三位领导者之一，另两位是彭湃和毛泽东。1928年，龚楚带领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资格老，功劳大。所以朱毛会师后，湖南省省委任命毛泽东担任红四军省委书记，常务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龚楚三人组织，可见龚楚的地位。当时中央红军不称为“朱毛红军”，而称为“朱毛龚红军”。但是1934年红军长征，龚楚作为中央军区参谋长留守南方，却叛变了，带领广州军阀陈济棠，围歼北山游击队，将北山游击队一网打尽。

　　到了1949年大陆解放，龚楚被迫在广州，以一个国民党中将随属专员的身份投诚起义，投诚的对象是林彪——当年龚楚担任红军高级领导人时，手下的一名营长。林彪此时已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带领四野解放两广，曾是龚楚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龚楚投诚了，还想见见当年这位“下级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而第四野战军司令不可能见一个国民党的随属专员。所以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一个师长就把他给处理了。

　　龚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跑到香港去，在那里写了本书叫《我与红军》。书里对昔日在红军队伍中的老资格津津乐道，却对如何叛变国民党、围歼北山游击队等事讳莫如深。人虽然在香港，心却惦记着大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免除了对国民党前军政人员的刑事追究，龚楚连续给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家副主席王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回来。中央批准了龚楚回国定居。1991年，他回来了。他的家乡广东乐昌县考虑到可以通过他招商引资，也提供了很好的安居条件。

　　龚楚一辈子给别人带路，先给共产党带路，又给广东军阀陈济棠带路。他回来的时候，所有利害相关人都不在了。“朱毛龚”中的朱毛不在了，项英、陈毅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也不在了，只剩下他自己。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成了他一剂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龚楚一辈子是个弄潮儿，什么时髦干什么。革命时髦革命，反革命时髦反革命，革命又时髦了又革命。但是一辈子弄潮，一辈子也被潮流所弄。《羊城晚报》报道，小平同志从北京给他打了电话，龚楚握着电话听筒老泪纵横。电话听筒两边，当年一个是军长，一个是政委；现在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另一个是寻找根须在哪里的一片落叶。

　　龚楚1995年7月在乐昌去世。他怎么看待自己的一辈子？正如西方人所讲，中国革命使多少人获得了名誉，又使多少人丢掉了名誉。

　　再来分析张国焘。

　　张国焘和毛泽东，当年都是中共党内极具领袖气质的两个人物。他们首先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出身，其次也都非常好地完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领导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搞得最成功的两个苏区。再次，他俩都要摆脱共产国际另搞一套——此前的党的领导人，包括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在共产国际控制之下——而毛泽东与张国焘则提出要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有一套，张国焘也有一套，都要走自己的那一套，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他俩早年还曾经在北大相遇。毛泽东早年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北大，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18年他老丈人杨昌济把他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干了5个月临时工。张国焘是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和临时工的地位差别还是很大的。后来，两个人共同参加了中共一大。前文提到过，中共一大“南陈北李”没有去，张国焘当选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而毛泽东只是大会的书记员，负责记录大家的发言。书记员与大会执行主席地位差别也是很大的。

　　我曾经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现场有个长条会议桌，15尊蜡像围着会议桌“开会”，做得栩栩如生。但好几位领导同志对现场的摆放提出了意见：毛泽东的蜡像站着宣读文件，其余坐着的蜡像或仰视，或侧视，可是怎么连大会执行主席都在仰视书记员？这是有问题的。

　　纪念馆的馆长解释称，此前不少领导同志也提过相似的意见，说“这样的摆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当初设计场景时，确实想突出毛泽东同志，就做成了这个样子，再改也难，成本极高。如果维持现状不改，可以这样解释：书记员宣读会议记录时，大家都在认真聆听核对，看跟自己的讲话有没有出入。这倒也能讲得过去。

　　的确，毛泽东早期在党内的地位与张国焘相去甚远。中共一大开完，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共三个人：总书记陈独秀，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李达。他们就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了。张国焘从中共一大到六大，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核心层，而毛泽东一直处在边缘没有进去。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井冈山上面有湘赣特委，湘赣特委上面有湖南省省委，湖南省省委上面才是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他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增补了一个半月就给开除了，理由是让他带队打长沙，他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去了，这是“右倾逃跑”。

　　然而，就是这个与毛泽东相比拥有巨大党内优势、有领袖气质、有资格、有实力、有思想、有办法、比毛泽东还年轻5岁的张国焘，1938年叛逃了。

　　1938年国共合作，张国焘的公开身份是陕甘宁苏维埃主席，借道西安拜祭皇陵跑了。周恩来、李克农从延安追到西安，从西安追到武汉，想办法把张国焘找出来，弄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关起门来与他长谈。

　　周恩来做党内思想工作的能力无人能比，唯独这次失败了。张国焘说，周恩来，你不是把李克农带来了吗？你就在办事处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走不了，你不打死我，我出门就要走。周恩来能打死他吗？他可是长期以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最后只好说，你走可以，党开除你。张国焘说开除就开除，坚决走了。

　　其实，不是不能走，只是不要这么绝情。“文革” 期间有一句话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什么叫“自绝于人民”我不知道，“自绝于党”我从张国焘身上看出来了。他走到戴笠营下当了个室主任，告诉戴笠中共高层不同派别的矛盾和斗争，决策过程和习惯，以及怎么对付他们。从1921年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8年出走，张国焘在中共坚持斗争17年，在离胜利还有11 年的时候，他坚持不住走掉了，根本没想到这个党能够取得全国政权。

　　到了1947—1948年，张国焘也看出来中国共产党即将获胜，开始刻意拉远与国民党的距离，可是晚了。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张国焘躲到香港。当年他做事太绝，毫无回旋余地。1967—1968 年，红卫兵闹到香港，把张国焘吓坏了，又辗转躲到了加拿大。1979年12月，张国焘病逝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

　　我觉得，人在辞世之前，总会回想起一生中最辉煌的历史。张国焘在最后的时刻，是否会记起44年前的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他骑－匹白色骏马，在十余名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的情景。毛主席什么时候出门欢迎过党内同志啊？只有1948年在城南庄欢迎粟裕，毛主席出门和粟裕同志握了手，此后此前，毛主席见党内同志大多都在屋内，大多还是靠在床上。唯有欢迎张国焘这次破了例。

　　毛主席对张主席的党内认知，资历、能力和手中的实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张国焘不激动吗？张国焘回忆，在马背上看见政治局诸位委员在雨中欢迎，立即翻身下马，冲上前去，和诸位委员一一紧紧拥抱，热泪盈眶。但是，问题发生在热泪盈眶之后，张发现一方面军实力不足，怎么人这么少？

　　当天晚上张国焘与老朋友周恩来聊天，天南海北，聊到最后，才装作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周恩来一下子警惕了，感到张国焘的野心外露。周恩来讲，大约还有几万吧。真实情况是1万人都不到，只好吹吹牛了，没有办法。

　　一、四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给一方面军（当时称中央红军）最高的礼遇，很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回想，中央红军在他们心中颇有些神秘色彩。中央红军要来了，四方面军排好队，让他们从中间通过，接受检阅。而当一方面军出现的时候，四方面军大吃一惊：一伙叫花子，衣衫褴褛不堪，枪支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怎么搞成这样了？

　　四方面军8万人，一方面军不到1万人。毛泽东说，我1万人指挥他8万人不合适的，四方面军的同志要进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中革军委。后来一、四方面军分裂，我们今天称，“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把当年艰辛的探索全部掩盖了。

　　毛泽东带领7000中央红军北上时，可没有感觉到一点儿光明，在甘肃召开的俄界会议对形势做出了最严酷的评估。毛泽东讲，到了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为求生存，不得不准备将队伍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

　　俄界会议决议到了榜罗镇会议，很快又被翻牌。榜罗镇打下来，红军缴获国民党当地的邮局，毛泽东通过天津《大公报》看见阎锡山发表的讲话，“陕北十县赤之有五六，再不设法剿灭，势成燎原之势。”才知道陕北还有块根据地可以落脚，不用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了。所以，红军不是一开始长征就决定要到陕北建立根据地，是经过多少艰难探索，撞得头破血流，磕得鼻青脸肿，最后才发现这一线光明。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