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05年底到2007年初，作者谭国武在朝阳日报社工作期间，怀着对家乡文化的挚爱，汉书挂角，背起行囊，开启了行走和抚摸辽西山川的脚步，并撰写了《努鲁儿虎行》系列文章。

　　依地理形势而言，努鲁儿虎山就像燕山山脉和大兴安岭山脉之间的一个大大的绳结，把各种朝向的诸多山脉扭结在一起，同时，依傍这个巨大的“中华结”，诞生了三条大河，即向东的大凌河，向北的辽河（老哈河）和向南的滦河（青龙河）。由此，把中原与北方、东北、东北亚地区诸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紧紧地联系起来。

　　《努鲁儿虎行》从2006年1月在《朝阳日报》发表第一篇《努鲁儿虎——我们的父亲山》，到2007年3月发表第三十七篇《黄花滩建州古城》，其间，凌源市、喀左县、朝阳县地界基本走完，建平县、朝阳市区也完成大部分采访任务，后因作者工作调动而搁笔。

　　现在本网发表《努鲁儿虎行》系列文章，以便让更多网友了解朝阳，认识朝阳，从而提升朝阳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朝阳良好形象。

《努鲁儿虎行》系列之十四

牛河梁：红山文化之“都”

文图/谭国武（辽宁朝阳）

　　努鲁儿虎山脉在辽宁省凌源市、建昌县，河北省平泉县、宽城县、青龙县，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结”。在这个“山结”的周围，生成了青龙河（滦河上源）、大凌河、老哈河（辽河上源）三条辽西的主要河流及众多支流。正是这大山大河的养育，使这里诞生了中华第一个文明古国。

　　红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距今约5500年至6000年。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东起辽河流域、西至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以辽宁西部地区、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努鲁儿虎山一带最为丰富，几近千处。红山文化由一个大的部落集团所创造，经济生活为农、牧、渔、猎业并存，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

　　1981年，牛河梁遗址被发现，随着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等的发掘，红山文化才真正引起世界的瞩目。

　　牛河梁遗址位于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努鲁儿虎山脉腹地，居于大凌河与老哈河之间，为多道东西走向的山梁。所发现的20多处遗址组成的遗址群全部置于梁顶部的诸山岗之上，占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左右。是一个由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组成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祭祀礼仪性建筑群，这个遗址群，已形成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完整而严密组合，出土女神塑像和玉器规格甚高，这些为同时期史前诸文化所仅见。1988年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56平方公里多的保护范围，对遗址群实行整体保护，该保护范围直至目前仍为全国最大。

　　牛河梁作为一个宗教祭祀场所，在这个场所外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见任何居住遗址，这表明当时的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级别已不是在生活区内设祭的家庭祭祀，也超出了以氏族为基本单位、以设在聚落以内如“大房子”一类为祭祀场所的氏族祭祀，而是远离生活住地专门营建的独立庙宇、庙区和陵墓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同时我们看到，牛河梁遗址处于整个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区内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这种特殊优越的地理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对周围地区所具有的控制力和凝聚力有很大关系。其实，牛河梁遗址就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应该是整个红山文化举行祭祀礼仪的公共活动中心，具有了“都”的性质。显然，这样一个高等级的祭祀遗址群已远不限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范围，而只能是红山文化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共同先祖进行崇拜的圣地。所以，牛河梁遗址说明红山文化已达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是跨进古国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

　　在距今5000年前的史前时期，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以筒形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而渔猎经济的生活方式培养出开放而不封闭的文化心态，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具有这些基本文化特征，属于东北文化区。这里又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地区最为邻近的地区，所以又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接触与交流的前沿地带。中原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发展阶段同步或大体同步，都可以距今约5500年为界，两者文化关系密切，交流是双向和相互影响的。苏秉琦先生以为，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相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又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的努鲁儿虎山地区，或者说，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最高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质礼器，这一切都说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已出现了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早期的城邦制国家。红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我们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同时说明了努鲁儿虎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性。

　　（此文发表于2006年8月2日《朝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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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国武，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教师，朝阳市国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爱好古文字和古文化研究，在《朝阳日报》、《辽宁日报》、《满族研究》、《理论界》、香港《大公报》等各类报刊发表相关文章20多万字。曾参与《辽宁文化通史》的纂写工作，在《朝阳日报》社工作期间，采写《努鲁儿虎行》系列文章近40篇。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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